重要了，非拿不可！

7月间，李秀成大军攻克松江，直上海，形势更加危迫。朝廷谕旨急如星火，一再促，令曾国藩察形，兵苏常。但曾国藩持既定方针，一边应付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此时北方一片大。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两西狩河。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

这一来，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曾国藩知，太平军同样知。对于天京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之外，它还是太平军兵源、饷源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围天京的那段日里，要是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京早就支撑不住了。

因此，太平军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就一直牢牢死守。太平军惯于动作战，许多城市前脚打，后脚撤，并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京之外，很少在其他城市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太平天国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实乃辟之语。

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京层极度不安。照太平军原定计划，是先夺取江游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5月间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定的。但在执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之后，向上海发，遭到洋人的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攻浙江嘉兴等地。

此时，安庆在湘军的围困已岌岌可危。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商讨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宜(安庆)计划，认为安庆万分危急，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的看法是，攻杭州，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用他的话说，苏杭好比鸟之两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事后有分析认为，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并没错；李秀成主张先取杭州，同样也有理。问题是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有私心。

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芸来是他的，他不能见死不救；而李秀成的小算盘是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势力，因而对救援安庆并不心。

如此分析，听上去似乎都有理，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不过，二王的分歧却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

据李秀成回忆说，八月(农历)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忠王与英王的分歧中，天王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当然，天王的态度与王洪仁玕有极大关系。王原来是主张先夺取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发，会攻武汉，但这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急，他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同意放弃游转而攻上游。这就使太平军5月间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发生改变。

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心是有抵的，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他只能执行。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是，乘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立即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

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如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和拷贝。虽然仍是老路，但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

太平军的西征战役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860年12月至次年3月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几度遇险。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青三路会攻祁门，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遗书，准备以死殉职。而在次年3月，李秀成第四次攻祁门，距祁门仅二十余里地，使曾国藩文报不通，饷断绝，再次陷绝境。如果此时太平军全力会攻，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李秀成竟撤围而去，全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