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行动，并向天京请示。

其实，洋人涉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时，李秀成的队却迟迟不见踪影，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行。

李秀成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有人认为，他是奉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这里不予置评。

客观事实是，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见陈玉成业已回师，便也退回江西，旋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思想决定行动。西征的失败固然有外因素，比如洋人预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平军了问题，特别是领军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思想不统一。李秀成想的是一鼓拿江浙，包括上海，建立稳固的后方，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层的支持。因此，他在行动上便表现得消极被动，一再错。相比之，曾国藩却是手上阵，棋看三步。在武汉危急关，很多人都劝他分兵武汉。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之成败，除了胡林翼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守”，甚至说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它得失，在所不惜”的话来。

曾国藩如此定，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一狠劲，曾国藩就是如此。在达一年多的战局中，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与曾国藩相比，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李秀成已经败在了曾国藩的手，其严重的后果很快显来，但明人心里清楚，李秀成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界和襟上。说到底曾国藩毕竟是一个以天为己任的经国之才，而李秀成虽贵为忠王，但本质上和天王洪秀全一样，充其量都还是一个农民。

从5月开始，安庆大战了白化。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投了大量兵力。战斗极为惨烈，前后持续数月。直到9月5日，安庆在守一年后终于失守。太平军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二万多将士全阵亡。

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京也失去屏障，危在旦夕。有人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李秀成受到多方批评。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王洪仁玕认为他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与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戎机一误再误；

此后，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不救皖而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说，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枕无忧。“夫江者，古号为蛇，湖北为，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

但对王的批评，李秀成并不接受。在他看来，敌势未消，与其决战，并非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奇制胜。

客观地说，李秀成的思路倒也不无合理成分，而且从客观效果看，苏杭失守也的确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被动。特别是杭州失守后，李秀成十万大军，三路包围，七路并，把上海团团围住。如果得手，东南半江山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局面也将为之一改，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1862年夏季，苏南战局发生逆转。8月，在曾国藩的指挥，湘军陆并，师由彭玉麟督率，连续攻陷关、江心洲、蒲包洲，直抵天京护城河；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近雨台。天京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三诏书，急令李秀成火速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