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坐了来。小草握住了他的手，可是，她自己的手也在颤抖着。崔主任接着说：“被告被白国光威吓迫而受尽了侮辱，直到家被毁，亲人狱，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她对白国光的仇大恨不言而喻。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就是她杀死白国光的原因，那就又大错特错了。面，请审判批准我对被告提几个问题。”审判说：“你可以提问。”崔主任问：“冯荣，何天亮狱以后你都了些什么？”在崔主任提问、叙述的过程中，冯荣一直在哭泣。崔主任向她提问，她没有回答，崔主任又问了一次，她仍然没有回答。审判说：“被告，你要如实回答辩护人的提问。”冯荣忽然号啕大哭着说：“我想死，我请求让我死还不行吗！别问我了，别问我了”审判说：“被告你冷静一些，遵守法纪律，注意法秩序。辩护律师，被告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崔主任说：“我非常理解被告的心，我提的问题等于在割开她尚未愈合的伤，我能觉到她的心在滴血。我尊重我当事人的意愿，不再向她提问，但是我却可以把我整理来的谈话笔录当宣读一，这份笔录实际上回答了我的问题。”崔主任从案拿起卷宗，翻开读：“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我知我上当受骗了，了对不起何天亮的事，没有颜面再跟他维持夫妻关系，就提离婚。我知这样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也许他会更加恨我，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那样。一个女人了那事，在原单位只能成为别人轻蔑的对象，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吐沫星，我只好自动离职，远远避开那些轻蔑的光和比刀还要锋利的闲话。同时，我也是为了远远避开那个恶白国光。我恨他，可是我对他却没有办法，他是男人，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手无缚之力的弱女，我无法跟他对抗，更无法报仇雪恨，我唯一能到的就是远远避开他，让他找不到我，无法继续纠缠我。“离开了单位，我就没有了收，我还有女儿，我的父亲又患了肝癌，妹妹年幼还正在读书，母亲是家妇女没有收来源，我只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挣钱。我白天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到歌厅舞厅当陪酒，经常一天苦十六个小时。然而，我再卖力气挣来的钱也弥补不了家里的开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孩因为营养不良也患了贫血，我只好去卖自己的血换来钱买了补血药给孩吃。这样拼了一年多，我的父亲还是去世了。我心里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来的。他生前很喜何天亮，我们了那件事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他对事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她姥爷抱着她泪。“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何天亮来以后还要过日，还要事，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圳，在那里给人家过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卖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何天亮离婚了，可是我终究还是他女儿的母亲，我不能再给他上增加羞辱。一个女人，想靠打工正正经经地挣到一笔钱，在当今的社会上几乎是奢望。我在外地浪，打工；打工，浪，就这样苦熬着。我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等到何天亮狱，能等到他可以养活我的女儿，至于会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也说不清，也许这只是我激励自己拼去的一个虚幻的愿望而已。“后来，我在圳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也是跟丈夫离了婚，独自来工作挣钱的。这时候我不但每月能保证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自己也积攒了几千块钱，那位朋友也有几千块钱，于是我们商量了一，就合伙从圳服装贩到北方去卖。我们得非常起劲儿，经常乘着火车背着沉重的大编织袋在南方沿海城市跟北方地城市之间奔波，了两三年，我们都挣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又在北京碰上了传销保利产品的事儿，据说搞传销能挣大钱，我们也确实看到有许多人靠传销成了大款，心一，想快致富，就起了传销。没有多久，传销被禁止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年挣的钱都被砸了去，我的那位朋友承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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