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犹椅之四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闻者哗然。以其多引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辩之，然细审通篇，无不为圣言，似难以辩驳。……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分去一块，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座，前仆于地，脸破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座，跄于阶前。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座，亦前仆，倒栽于地，破。由是再无上前座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定国是诏》：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师西法以自，迩来诏书数，如开矿业、造船、练新兵，创电报。修铁路，立师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弊，必至门纷争，互相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益求，毋徒袭其，毋竟腾其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船政师学堂为各行省之首倡，举办多年，成效多显，唯生源不广。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府州县以各官、大员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学堂者，均准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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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沙，思贤讲舍。

一间书舍里，一位年纪约四十多岁的面容清矍的中年文士，正坐于书桌前，翻动着一本线装书，在他的桌上，已经堆了厚厚一摞书籍。

而边坐着的他的学生们每人的书桌前，也同样的摞着厚厚的书籍。

在书舍的影上，挂着一张大的白布，白布上用正楷写着一行行的字。边的学生们不时的抬，看着白布上的字句，在书中翻找着什么。

白布上写着的，赫然是林义哲的“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的容！

中年文士在书中翻找了好一阵，似仍一无所获，不由得重重的一拳擂在了桌上，让桌上的书都禁不住弹了起来。

这位中年文士，便是大名鼎鼎的王闿运。

“林家妖孽，安敢如此！”王闿运恨声连连的骂。

见到老师发怒，面的学生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也不怪王闿运发怒，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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