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敦煌的路，是对和神的双重折磨。

在兰州换乘的途汽车，是那老旧的“黄河”牌，密封条早已失效。车一开动，戈滩上的风沙便无孔不地来，不半小时，每个人都灰土脸，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车里几乎无人谈——在这地方，开就意味着要吞半沙。

窗外的景，从稀稀拉拉的耐旱植，逐渐变成一望无际、只有砾石和沙丘的荒原。这就是莫贺延碛，古人畏之如虎的“沙河”，当年玄奘差埋骨于此。纵然如今有了简陋的公路，但车窗外那片黄褐的死寂，仍让我隐隐明白，为什么古人会在这里谈“绝路”。

汽车在颠簸中从清晨熬到日暮。当夕像一枚将熄的火炭，无力地挂在地平线上时，远的地貌开始显狰狞的廓。无数风蚀的土丘地而起，形态怪诞，有的如残破的城堡，有的似静伏的兽。风穿过这些土林，发呜呜的尖啸，像无数冤魂在哭。

“雅丹地貌。”白素望着窗外，轻声，“当地人叫它‘鬼城’。”

“名字很贴切。”我拉裹住鼻的围巾，看了一手里毫无用、指针疯狂转的袖珍罗盘，“连磁场都跟着一起‘疯’了。”

夜，我们才拖着几乎散架的抵达敦煌。那是九十年代初的敦煌，远非日后游客如织的模样。只有几条土路，几盏昏黄的路灯，空气中飘散着柴火、羊和尘土的混合气味，空旷而寂寥。

我们榻在县委招待所。前台是个正在织衣的胖姑娘，接过我们那份心准备的“上海某公司”介绍信，神里带着警惕。

“香港来的？”她用重的西北音问，“跑这戈滩来啥生意？这几天风沙大，莫窟不开放参观。”

“不看窟。”我脸上堆起生意人惯有的笑容，顺势将稍稍前倾，压低了些声音，“听说这边产好的羊绒，还有些模样特别的‘黑石’，过来看看行。”

“黑石？”胖姑娘警觉地抬看了看我，又瞥了瞥我后的白素，语气倒是缓和了些，“前几天也有一帮北京来的人，到打听这个，神神秘秘的，还去文化馆翻老黄历。”

我和白素换了一个神。北京来的人……看来火车上那三个“中山装”的同僚，动作果然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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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风沙稍歇。

白素去了城西的集贸市场——那是她的领域，三教九汇聚，消息最为灵通。我则径直前往县文化馆。既然金属牌的坐标指向这片区域，而历史上又有“天降异象”的记载，地方志里或许能找到蛛丝迹。

文化馆在一栋破旧的苏式红砖楼里。馆是个姓陈的老学究，着酒瓶底似的厚镜，听说我是“研究西北地方史的香港学者”，态度很是，把我让了堆满发黄卷宗和线装书的资料室。

空气里弥漫着纸张陈腐和尘土的味。我埋首故纸堆中，翻阅着那些用蝇小楷誊写的县志、笔记。

两个多小时后，在一本清代增补的《敦煌县志·异闻录》里，我找到了一段记载，县志编修者注明引自唐代的《沙州都督府图经》——那是敦煌藏经里过残卷的旧，我听说过。

“贞观十九年夏，有赤星坠于州西碛中。声震数百里，地裂泉涌。俄而黑烟腾空，凝为五峰，如玄铁，参天并立。夜辄放光，赤青变幻，人畜近之辄狂。土人谓为‘天牢’，言其镇妖也。”

天牢！不是仙府，是囚笼！

我指着这段文字请教陈馆：“老先生，这‘五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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