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

1957年，在控制城市人的大背景，全国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临时工由此又被称为合同工。这些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方便了用工单位解雇临时工。

同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城镇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及其所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三方合同。合同在约定雇佣期限、工资等基本劳动条件条款之外，还约定了用工单位支付的工资在农民工和其所属合作社之间的分成；作为换，合作社负责农民工在该单位工作期间的粮，及其因病或者因伤被退工之后的生活，农民工也能参与合作社的分红。

国、务、院随后要求全国各地推行该经验。显而易见，这安排，农业合作社发挥了类似当前劳务派遣机构的作用。大跃时期，这类工人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亦工亦农。

在上海，约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农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资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农在上海又被称为“四六工”。在全国，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见惯的比例。

大、跃、时期，国家的劳动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转向固定工和临时工并举，甚至提倡临时工，加剧了临时工的扩张。然而单个单位临时工的数量和工资总额期受到国家控制。

为了绕过这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单位转向使用数量和工资总额都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外包工。这况跟2014年后国家加对派遣工的规制，结果用工单位纷纷转向外包工如一辙。

包工队的组织主有很多。在城市，劳动门和街政府常常组织失业人员和家主妇，为其他单位提供服务；地方政府的职能门，比如通运输局和手工业局，亦会组织起自己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工，提供一些专业服务；在上海，只要集企业愿意对外承揽业务，它们也有包工的资格。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组织包工队。通常而言，包工队的组织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资作为佣金。

据包工制工人是否和固定工在一起工作，他们又被分为“外包工”和“外包外工”。

据档案资料，1967年，上海市区以劳动服务队名义组织从事外包工工作的约有75万人，其中外包的有59万人，外包外的有16万人；卢湾、静安、宁、虹、闸北等五个区外包可分为期生产需要和临时生产需要两，前一占外包工总人数的79，外包外分为在厂外集中生产和分散在家中劳动两，前一占到67。

上海市劳动局曾在1964年要求外包工应该受包工理，而不是用工单位理。这规定暗示了当时外包工受用工单位理的普遍，与当行的“假外包、真派遣”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接受包工理的外包工显然延续了清末行的包制，由包工理的外包外工则是典型的外包制的工人。

临时工的差异导致了其待遇分化。照籍来分，城市籍的临时工境况优于农村籍的临时工。农村籍的临时工常常享受不到任何劳保福利待遇，也没有转正的希望，而城市籍的临时工（外包工除外）两者都可以。

在城镇籍的临时工，照雇佣安排来划分，常规临时工（由用人单位直接雇佣）于临时工金字塔的端。他们的劳保待遇着当时的劳动保险条例来，并经常有转正的机会；这类工人里面男工居多。

其他的临时工与外包工的界限常常不甚清楚，劳保福利待遇差距也大，其中工厂所在街安排来的工人和工厂自职工的家属来工往往享受一定的免费医疗待遇，而跟其他的外包工则没有任何医疗待遇，也没有转正的机会。

外包工的工资较常规临时工为低，他们一旦生病，经常是请不起医生的，疾病也让他们更有可能被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