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期人事契合、相得益彰。

卢中书、祖祀并非俱以才而居上，皆因得遇于事，遂得此相助诸位声闻天阙、才达天听。诸位若因此欠巧、于事未能尽用，亦可诉于有司。除此之外，不必更作别思，唯将各自瑰丽才尽即可！”

听到崔瞻这么说，众人各自也都面讪讪之态，收起了心里那文人相轻的小心思，各自调整心态，开始认真准备之后的贡试。

一个政权的灭亡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很难通过只言片语去讲论清楚，祖珽本才学不俗，加上阅历丰富，所以才能行一个综合的论述和提纲挈领的总结。

但大多数人并不备这样的能力，未必就是因为他们才学就逊于祖珽，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本就欠缺足够的认知。就比如澄遇刺那样的层机密事件，祖珽乃是为数不多的知人，但其他人甚至就连澄的儿都是要事后等通知，讲到北齐层人事所存在的弊病，更是无从讲起。

很多事，本并不能的了解，但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却又避不开，那就只能将之行标签化，然后再措辞激烈的行褒扬或诋毁，用一比较狂的态度去代替对事本的考证。他都已经这么急了，事必然是真的，这是很多看客比较普遍的心理。

祖珽固然可以凭着自的经历见闻去从容议论臧否北齐上层人事弊病，但其他沉沦僚或者脆隐居不仕之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

而今祖珽一篇范文摆在面前，并且已经着重明了主昏臣佞是齐氏大弊，众人除非能够提更加有力的观，否则也就只能在祖珽文章的窠臼中行论述。但是在论据本未足充分的况，想要在祖珽文章基础上有所超越，那就只能用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态度与措辞。

在这思路之，一众河北时的相关文章也都陆续炉。河北向来才济济，经史文学俱有可观，关中政权在南攻灭江陵之前远难与之相提并论。而今当一众才士都围绕着一个命题行探讨撰文的时候，一时间也都名篇频。

诸如同样才名极盛的李德林便专门著文写了一番北齐的吏治与酷吏问题，以崔暹为代表的东魏北齐酷吏们自诩清正、执法严猛，实则本却并不能左右上意、裁断公允，于是每有察治鲜卑勋贵时，众勋贵往往得到宽纵豁免，察治汉臣的时候则就求疵，使人战战兢兢，为求自保不得不趋炎附势。

这篇文章说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东魏北齐任用酷吏以制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还在于父们的双标。李德林此文却将责任归咎于崔暹等执法官，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该那样执法严猛，从而沦为打压异己的工。

但这一番看法却获得了仲密和司消难的认同支持，要不就说这两人可谓难兄难弟，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与崔暹之间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针对，司消难同样也是遭受时任御史中丞的毕义云所辱威吓，所以最终才决定西投。

归到底，还是东魏北齐的监察权任滥用，故而对于吏治的纠正改善效果不佳，但是对于排除异己却效果众，东西之间几次大事件都是由此所引发。

“崔暹确是河北大佞，若非此徒不能审时度势，将我逐他方，若使我仍留于河北，晋一众悍将安敢肆意凌辱我河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