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公羊传》里有这么定义过‘德’？你刚才所引用的，明明是孝武帝时、公孙弘钻研《公羊传》所留的注，乃公孙弘的个人解读，并非战国时公羊的本意。

诸葛瑾一番话，如孟一般沛然，驳斥得祢衡完全无法招架。

结束战后省来的钱粮劳力，在到人民上的那一刻起，才算是“德之始也”。

统一天，只是实现‘让华夏不打战’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当时有识之士都知，只要不统一，战就永远不会结束。但光到了这一还不够。

祢衡一愣，总觉得有谋，但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他只能立刻回答：“当然有。”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天莫不与也……”

诸葛瑾继续：“孟见梁惠王，淬然问曰：天恶乎定？对曰：定于一。

这解读，虽说不上全错，但明显混淆杂糅，不辨本末。我且问你，《公孙弘书》中，为《公羊传》注释‘统一天之德’时，是否有引用《孟·梁惠王上》里，孟对‘一天之德’的观？”

而且诸葛瑾的论证，还充满了步的人文关怀，是后世公认的理，他只是提前一千多年拿来装了个而已。

偏偏诸葛瑾的话语，有先圣作为依据，哪怕《孟》整本书的地位如今还不，但《梁惠王上》里那几句话，确实是《公羊传注》和《秋繁》自己就引过的，汉儒不能否认。

正如你需要排才能活来，但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排！”

秦如果要有德，其统治者就该看到，他们实施的政策，只是为了一天的手段。一完之后，就应该轻徭薄赋，让百姓切实比战国之世少纳粮，少服役，少当兵。如果一完之后，服役的比例、纳税的比例还跟大之世一样，那就是‘只一而未定’，舍本逐末。

而之所以后世有这样的

尔辈腐儒，曲解先圣，妄称明德，却连目标和手段都区分不清，实在贻笑大方！

而什么是定天？就是让天人比秋战国纷五百年时，少当兵、少打仗、少服徭役，少纳粮，让天百姓少耗，过上好日，这才叫‘定天’！

诸葛瑾听得很认真，确认对方果然中招，一板一全盘照抄了汉儒所公认的相关解释，他就知自己稳了：

如果短暂统一后，直到这个政权灭亡，都没让人民减负，没让人民得到好。

梁惠王和孟一开始求索的，也是‘定天’，孟回答的‘一天’，只是定天的手段。手段和目的必须分清楚，不能混淆！

此论早在《公羊》之中，便得到了论证，其后董仲舒于《秋繁》又加以补足，还有何可辩之？莫非你这愚夫，连《公羊传》和《秋繁》都不曾读过？我竟会跟如此无知之辈答话，实在是可叹！”

所以，‘一天’或许秦始皇已经完成了，但‘定天’之德，却是到了本朝孝文皇帝时，正式十五税一、废除刑、从国法层面轻徭役兵役，才算是真正实现。

当你可以定天时，那么天自然莫不与也，天人都会心悦诚服接受这个给他们带来安定日的统治者，这便是‘天有德者居之’的‘德’之所在！

德绵延数百载——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前的动力。

诸葛瑾先稍微引用了几句争议经文，然后单刀直：“由此可见，孟原意中，那能让‘天莫不与也’的德政，并非‘一天’本，而是‘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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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儒家升级后的价值观里，统一天仍然重要，但必须认清，统一天是让天安定的手段。最心的“德”，还是要让人民获得好，给人民减负。

《孟》在汉儒中的地位不是很，仅仅是十三经之一。但公孙弘和董仲舒，当年在论证“有德者居之”的“德”时，还是引用了孟的，事实不容否认。

不打战省来的钱粮人力，并没有在人民上，只是拿来更好地供养独夫。那么这就不属于“有德后又失德”，而是“自始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