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中国的大学招生考试，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

从1938年开始，中华民国教育行统一招生。全国被化为15个招生区，主要考区都在西，毕竟东边大分国土已经沦陷。各省考试机关可保送优秀中毕业生，这些人不用参加考试，但保送生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10。

每年六月底发准考证，七月初开考，八月份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京派文学家”的汪曾祺，今天为了考西南联大，不得不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去越南，再从越南走陆路来到昆明。

为了保证准时考试，汪曾祺提前大半个月就来到昆明。他混学生宿舍住了好几天，每天跟着大学生们一起上课吃堂，居然从到尾都没被发现异常。

今天，汪曾祺适逢其会，遇到了周赫煊钱请大家吃猪。四十年后，他在一篇名为《周明诚和西南联大》的文章里写：

“西南联大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其中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在昆明的西北角，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在借居于昆明城和城西。我来到西南联大的第五天，便遇到后来被校友们津津乐的盛会——周明诚杀猪宴。”

“当时，工学院的师生接到消息，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前来赴宴。临近天黑的时候，人人打起火把穿街过巷，让昆明的警察如临大敌，以为学生们要搞运动了。师范学院离校本要近一些，他们唱着《大刀行曲》，但把歌词改成了‘大刀向猪们的上砍去’，颇有些‘壮志饥餐胡虏’的慷慨血。”

“我不远千里报考西南联大的原因，主要是那里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让我喜望外的是，我还没参加学考试，就见到了名扬四海的周赫煊先生。他这次带来的不是小说或史学著作，而是十大猪，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烟。”

“香烟属于战时控资，买几包只要有钱即可，但大量购买且是上等好烟，那就比较困难了。后来我听人说，周先生让保镖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了龙绳曾（龙云的三儿），那些猪和香烟都是龙三公急调拨的。”

“这些香烟背后有故事。周先生刚到昆明的时候找人问路，正好遇见理化学家黄卿教授。黄教授自己掏钱给学生实验，穷得连烟都买不起，在售烟小贩边徘徊许多，才忍痛买了两当场大大个痛快。”

“据说周先生当时动得掉泪了，在跑警报的时候又听说许多教授都断了烟，于是就让保镖把好烟买来。当时烟最狠的不是黄卿先生，而是华罗庚先生，他一边吃一边烟，没吃完结果烟醉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那天晚上，校舍旁的空地燃起堆堆篝火，师生们吃了猪很兴奋，围着火堆开始唱歌舞。由于乐难寻，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以盆鼓，吴大猷教授和妻阮冠世先生敲碗伴奏，周先生在师生们的怂恿唱起了歌曲《鸿雁》。闻一多先生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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