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人们若要实行兼，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墨》有《尚同》三篇，其中阐述了墨的国家起源学说。照这个学说所说，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行兼的人，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的人。为了有效地到这一，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在这一上，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人们竟然自愿选择，要有这样的绝对权威来统治他们呢？

&esp;&esp;墨的学说就是如此。与墨同时的一切文献，一致告诉我们，墨本人的言行，就是他自己学说的真正范例。

&esp;&esp;在另一篇中，墨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也，非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也。”（《墨·尚同中》）照这个说法，国家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了。

&esp;&esp;如是墨论证，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家起源学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的设立，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结束混，混的存在则是由于“天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本职能是“一同国之义”（均见《墨·尚同上》）。一国之，只能有一义存在，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确定的一义。别的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存在别的义，人们很快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除了天大，一无所有。在这政治学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墨发展了侠的职业德，那是非常调团的服从和纪律的。它无疑也反映了墨时代的混政治局面，使得许多人向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哪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

&esp;&esp;墨的回答是，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是由于他们选中了它，而是由于他们无可选择。照他所说，在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前，人们生活在如汤玛斯·霍布士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在这个时候“盖其语曰天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相非也”。“天之，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之所以者，生于无政。是故选天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墨·尚同上》）如此说来，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来。

（《墨·公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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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国家的起源

&esp;&esp;这样，就只能够存在一义。义，墨认为就是“相兼”，不义就是“相别”。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通过诉诸这政治制裁，结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希望，能够使天一切人都实行他的兼之。

&esp;&esp;儒家、墨家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因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于孝敬祖先的，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个学说后来被荀及其学派详细地发挥了，本书第十三章将要讲到。所以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

&esp;&esp;不论国君是怎样获得权力的，只要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照墨所说，天就要“发政于天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尚同上》）。这就引导墨的名言：“上同而不比。”（《墨·尚同上》）就是说，永远同意上边的，切莫依照边的。

&esp;&esp;同样在墨家的观中也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天大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今若使天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岂哉？”（《墨·明鬼》）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则受赏，不实行兼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需要它。“节用”、“节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也需要它。从墨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看来，需要这两东西是毫不矛盾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