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忠、恕

&esp;&esp;《论语》记载：“仲弓问仁。曰：‘……己所不，勿施于人。’”（《颜渊》）孔又说：“夫仁者，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esp;&esp;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称之为恕，即“己所不，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esp;&esp;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叫“絜矩之”。就是说，这“”是以本人自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3世纪、2世纪儒家有一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所恶于，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于右。此之谓絜矩之。”

&esp;&esp;《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之孙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esp;&esp;《大学》所举的例证，调忠恕之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调忠恕之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絜矩”都在本人自，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esp;&esp;忠恕之同时就是仁，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质。因而忠恕之就是人的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曰：‘参乎！吾一以贯之。’曾曰：‘唯。’，门人问曰：‘何谓也？’曾曰：‘夫之，忠恕而已矣。’”（《里仁》）

&esp;&esp;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絜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说：“仁远乎哉？我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esp;&esp;知命

&esp;&esp;从义的观念，孔推导“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他应该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在德上是对的，而不是于在这德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有个弟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之仕也，行其义也。之不行，已知之矣。”（《微》）

&esp;&esp;后面我们将看到，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的事。然而他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这些事的价值在于的本之，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

&esp;&esp;孔本人的一生正是这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esp;&esp;孔说他自己：“之将行也与，命也。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一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合。但是这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我们知是我们应该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就是“知命”。要儒家所说的君，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说：“不知命，无以为君也。”（《论语·尧曰》）

&esp;&esp;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到这一，在某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

&esp;&esp;这样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罕》）又说：“君坦，小人戚戚。”（《论语·述而》）

&esp;&esp;孔的神修养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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