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的“农”所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来。这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esp;&esp;“反者之动”

&esp;&esp;自然的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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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从《吕氏秋》的这观察，我们看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家和儒家的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esp;&esp;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心理武，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正是这“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esp;&esp;“上农”

&esp;&esp;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从这个方面看问题，家的人就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想化，而谴责文化。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弃知识。《老》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不正是小农国家的一幅田园画吗？

&esp;&esp;公元前3世纪有一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尚。“上农”的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作者看，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esp;&esp;在考虑这两家的不同之前，我们先且举一个这两家都支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都包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哲学的主要论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农”为了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丰卦·彖辞》）这样的运动叫“复”。《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也有相似的话：“反者之动。”（《老》第四十章）

&esp;&esp;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儒家的人赞成，家的人也一样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比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