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况，一路的级官员是能够到互相监督，对级门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通问题现什么岔。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旬考察，汴梁各个门的衙署到六月上旬就了结果，第一批被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的跟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门，就没查几个净的吏员。

要知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查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分，严重一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大范围的动。

最典型的例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祐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破大骂，扔瓦块石，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三十贯，月俸约二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查，在新法规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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