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里看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穿透一百年，这些文字还字字如刀。

接着鲁迅又写了《孔乙己》《药》等名篇。

有意思的是，鲁迅还慎重，针对《药》这篇小说，他专门跑到北大，找到刚开完一场讲座的李谕询问：“痨病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治？”

李谕不太懂医学，但抗生素何等威名，所以自然知在40年代链霉素现之前，肺结就是绝症。

“如果得了痨病，的确无法治愈，”李谕坦诚说，“不过并非毫无办法。”

“什么办法？”鲁迅问。

李谕说：“我在法国的斯德研究所见到了两位研究员，正在研究针对肺痨的疫苗。”

“就像治疗天那样的痘？”鲁迅问。

他三岁就在家乡绍兴了痘，在当时人痘普及的形，已经算相当先。

“差不多吧，这疫苗可以有效防治常人染上痨病。”李谕说。

鲁迅好歹是学过医的，很容易明白李谕所说。

“这么好的东西，疏才兄的药厂有没有生产？”鲁迅立刻问。

“肺结的疫苗还在研究阶段，法国的况你晓得，是战前线，很多科研项目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李谕说。

“太可惜了！”鲁迅握了握拳。

“再过六七年，他们就能成功，”李谕说，“到时我会第一时间引国。”

鲁迅叹：“连天痘都没完全普及，更何况痨病的疫苗。”

李谕明白他的意思：“愚昧不除，老百姓不仅会吃人血馒，还会相信大神、江湖骗。”

鲁迅的那篇《药》，讲的就是清末一人家偷偷买人血馒治疗孩的痨病，人血来自一名慷慨赴死的革命者。

鲁迅说：“以前我与弟弟作人并不想与陈仲甫和胡适之等人有太近的联络，总觉他们的法太激，现在想想，激就对了。”

置于这个时代，李谕已经不知受了多少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类型的惊涛怒浪都要以异常壮烈的形态在中华大地上演一次。

新文化运动在后世的教科书上就是几页纸的容，但双方的斗争绝对异常激烈。

比如典型的“文白之争”，就已经大大超了语言学的范围。

中国的文字期以来近乎上社会的专利品。哪怕李谕时代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汉语言文学之类的专业，绝大分人一定看不懂四书五经这些古文。

也不用说什么思想垄断，单单对文化普及来说，这就是一无形又无法逾越的鸿沟。

所以陈仲甫、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才会那么定地要把书面语言同语言统一，以白话代替文言，可以为更多民众所掌握，促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播。

“文白之争”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本的问题。

李谕说：“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在欧洲时，我遇见过一位叫维特斯坦的哲学家，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

“哲学家？”鲁迅问，“我没听说此人，胡适之研究哲学，他或许听过。”

维特斯坦的鸿篇著《逻辑哲学论》要到1921年才问世，现在国无人知很正常。

“等欧洲大战结束，、通信恢复正常，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最好能翻译成中文。”李谕说。

“说到翻译，”鲁迅又了一香烟，“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

“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李谕问。

“严复先生倒还好，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鲁迅说。

李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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