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副官也起了丈二和尚，抱怨：“参谋，一遇上刘国卿的队，咱这仗打得就太憋屈了，哪有打仗之前告诉对方走位，还留时间给对方撤离的——要我看脆别打了，凑一起比喝酒、比吃、比打麻将分输赢得了。”

我笑而不语，只是问他：“你乐意打他们吗？”

“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官叫我打谁，我就打谁。”

我摇叹气：“你错了，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而非同室戈。”

他挠挠脑袋，又：“得了，反正你叫我啥就啥吧。我去叫号手喊话了，这次咱们是要山打刘旅的后是吧？”

我：“不错，快去快回。”

没一会儿他回来，搐着嘴角，纠结：“参谋，那啥，刘旅说他们接来会跟山来，一路往东北方向打游击，叫我们在树林外转悠两圈就行了，别往里走。”

我沉：“你去告诉他，东北方向有我军两个团的兵力埋伏在山上，不能过去，必须赶快调整行方向！”

副官奔波繁忙，回来后了一大，闹脾气似的把铁壶往地上一摔，崩溃：“依参谋！我算是看来了！咱两军不是在打仗，是在暗通款曲私相授受吧！”

我一刮他脑瓜：“瞎说啥呢！“

他捂着脑袋：“你俩你侬我侬的，我这条是要跑断了！我不！再这么去，打到啥时候是个啊！”

这话仿佛是个信号。我和刘国卿的“战事”没有持续太久，这年酷夏，国通货膨胀，经济形势险峻。八月末，中央发行金圆券，一定比例将金圆券与黄金换算，以黄金、元和银元换取金圆券，限期至九月底。

我对国民政府的此番作为大失所望——这招日本在伪满洲国也用过，老百姓的资产会相应缩，生活更是会陷火之中。可中央几乎是蒋总裁的一言堂，正如王仁所言：“我们小鱼小虾，除了为自己搏个前程，还能什么呢？”

我颇为担心柳叔，家里的家底儿几乎被苏联人砸了光，也不知他如何生存去。我给他寄了封信，要他北上去投奔邹绳祖，却一直杳无音讯。倒是刘国卿派他的副官——那个知我们关系的心腹老何——贼似的给我递了信儿，寥寥几字，如同电报：“柳北去，望君安。”

我问老何：“是你们护送的柳叔？”

老何：“是党的几个同志送的，您放心，都十分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