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我在日町已经休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来，东北十分平静，没听说有战事。我悬着的心稍稍落了地。冬天，没有军队愿意在冬天开战。

三个月间，小妹办了简单的后事，涉及亲属的工作，皆由邹绳祖代我面。后事仓促，搁在了大北关。只是太太尚在医院，还不知小妹之事；孩们在学校，亦不便打扰；大小弟都没有来，只有夫来了。我站在灵堂里，黑纱白联，气，不符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妇人的审。堂前小妹笑语晏晏的黑白照片，似乎是灵堂中唯一的亮。

刘国卿说到到，仔细与我理清了他与依航的来龙去脉。我不消听，无非一场旷日持久的谋；柳叔来过，拉着我的手，泣涕涟涟。他一把年纪，这么哭去也不是回事儿，便赶他回去休息。如今大北关的房又空了来，苏联人走了，总算是安全，恰是缺人看守的时候，正需要柳叔。柳叔却听不明白话，一遍一遍地自责：“要不是老杨察觉不对，我还以为您跟着队去打仗了，哪知您受了这么多的苦。”

又偷摸地说：“大少爷，您也留个心儿。我知您和刘先生好，但他毕竟是和小少爷一伙儿的，人心隔肚，谁知他背地里咋合计的。”

我神不济，疼得很，敷衍：“行了，我有分寸。”

那天他掏心窝的话，总不会再骗我。

但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躲在他的庇护，连累他。

过完了三十九周岁的生日，我已是迈不惑之年的男人。可这一年给我的冲击之大，让我不得不“惑”，警如人之，警如信任与背叛。许是年纪渐的缘故，年轻时求疵的原则随心力而退，我可以平静地面对生与死，更可以平静的敛。

曾经在德国，教官说我是团火，迟早要灼烧殆尽，害人害己；现今火焰变成温和的蓝，其中温，只有其中才知晓。

我想，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毕竟，哪有那么多圆满的戏？散场之后，人走茶凉，没人会记得台面红毯上盛过多少泪，盛过多少笑。便是戏本，也记不清罢。

四六年年底，我重新联络上了王仁。因为失踪半年，所以原定的升职取消，并被勒令立即归队。同时，我安顿好太太，又去学校远远地看了依宁和依礼，将他们全托付给邹绳祖照顾。彼时白小的哥哥白崇山已经在香港站稳脚跟，要求邹绳祖送白小前往香港。邹绳祖拒绝以后，给了李四足够的遣散费，派他并两个人、两个丫鬟一同护送白小去香港。

邹绳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公馆。我留在那儿与他吃了顿午饭，是他煎来的小排，卖相居然也是有模有样。

邹绳祖：“忘了说，我不去国了。”

“不去了？那你要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了，”邹绳祖，“我一辈没孩，我算是看明白了，合着是给你家的几个小崽儿让位置呢。”]

我低闷笑，吃饱喝足之后，去了政府大楼。

路过日町时，我驻足在路一看了很久：枯萎的爬山虎只在红墙上留一棕黄的藤蔓；墙沾染了岁月的痕迹，掉落斑驳的墙；冬日的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杈，我知在即将到来的天，它会绽放一树烂漫的桃。

我摘帽，朝它挥一挥，然后，不告而别。

四七年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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