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从很早以前，我就总是不安。

名义上是梁家二少，实际上却是他们从人牙手里买回来的娈童，若是这事传去，可真要沦为老顽固们的笑柄了。

我还记得那时院里有十几个小童，其中就有梁家真正的二少。小童们表面上是他的玩伴，夜里却要主卧服侍那对残暴的父。他们在第二天总是奄奄一息地被抬来，有的伤轻，就养养接着服侍，年纪大了被送到巷里当个小倌；有的伤重，则是被一卷破席包裹住扔到荒山野地里了。我生得矮小，容貌亦不很，是人牙中附赠的次品，他们没人对我有兴致，因此我就没遭受过那等耻辱。

然而我怕，怕他们某天心血来就挑上我了。于是我佯装坠树，自残了；又摔破瓶，划自己的脸，想以此来自保。

他们果然对我嫌弃起来，连多看一都觉得恶心难受，只使唤我个人。

真正的二少死于一个雨夜，来法事的士为了多骗些钱财，竟说自己可以将二少回魂，一双三角扫来扫去，就盯上了最不起的我。

我便也合他躺，浑搐一翻后睁站起来，抱住他们“父亲大哥”地戚戚唤着，从此成为梁家的新二少，逃脱了被送到巷里的厄运。

然而随着我一天天成，脸上的疤痕也越来越淡，终于淡到快要看不见了；大哥留学国外，脑再不济也懂了些无神论，知还魂是决计不可能的事，回来时打量我的目光多少有些玩味。

我怕。

我不知他们二人是否真的对我有意，可我怕。

这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狂人，就是迫害症了罢。

陷迫害症的这些年我并未觉得不妥，只是时常到凄凉；在我心中那个很遥远的幼时，应是有一个兄的。

兄待我很亲切，很温柔；然而记忆寻到，就断了线索。我也只得继续孤苦无助去。

如今大哥死了，父亲死了，连那个阻碍我的毒瘤宋方觉也死了，我心里有说不的快活。

民国的天争斗繁杂，军阀之争，党派之争，和那新旧德的学者之争。我只不过是众多学者中无足挂齿的小角，行事也极为低调，只是温吞地守在自己的《荒野》和学校，和我的学生先生探讨一番《资本论》，比任何人都尊奉赛先生和德先生，仅此而已。

梁家搬家的时候我遗留不少手稿，都是些言辞极为激烈的，要么批驳自己任职的校与同谋，要么批驳那些以伸张正义之名荼毒新青年的文人，以郁黑暗的论调批驳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的劣行，用词十分不堪；这和我平时的谦谦君形象反差极大，传去是一定会被令击毙的。

宋方觉一向偏左，而且左得极有特，凭借他的容貌和谈吐，很能把那些陷空想的人变成教徒。单凭这些就足够让我厌恶，更别说他是唯一一个知晓我“伪君”份的人了。他在归国后搬到我的旧地，打扫时发现了那些手稿。我和他暗暗对峙几年，依然一筹莫展，总是怕。怕他哪一天终于玩够我的神经，把那些稿全去给我好看。

如今他这一死，我便再不用担忧，整个人都神清气起来，行事也愈发调。

因着梁家的份，我起回了趟老家，在那里卖掉酒坊，把田地和余粮尽数分了。这些举动在当地掀起一阵惊涛骇浪，不多时市面上的报刊就大力赞扬了一番我的作为，学校里的学生看我时更加崇敬，也没了那时污我假惺惺的声音，只是还有些小苍蝇在念叨我哗众取。

毕竟父亲名义上只是失踪，此番作为实在是不忠不孝，梁家各思想顽固的亲戚都在唾我，只有他们的淑女对我多了几分尊敬，也更加殷勤。

我对她微笑，心中却颇为不屑。

所谓淑女，便也是这般势利。

没过多少时日，《荒野》发行量首超《旧闻》，气得那群老顽固胡瞪；他们地待着新格会的申请，待到儿都谢了，上任的新会却是十三雨。

十三雨早就以艺术家、京剧大师的份递了申请，在仰慕者的支持稳稳坐了上去。一个戏居然也能兼上学者的份，令无数人大跌镜，不过依他那些发表的新诗，倒是的确有这个才能的。

他每隔三日便要在京师最大的那家戏院没一回，站在台上唱些京腔昆曲儿，再为我打听各有用的讯息，不动声地帮我铲除前面那些碍的苍蝇。

无论是事还是人，戏皆为我打得很好。

然而我懒得去想这其中缘由；毕竟这戏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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