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卿筹到银元五千枚，从上海购来后膛九响枪五十支，弹两万发，真枪实弹地行训练。晚清对枪枝弹药的购买有严格规定，但徐锡麟通过知府熊起蟠，以军训和办团练之名，得到批准。学校白天上课，舞枪剑，杀声四起；夜晚则谈革命，畅言无忌。学校还规定，凡学者均须加光复会，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一时间，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中心和大本营，各地会党和革命同志纷纷前来投奔。

徐锡麟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格中有着极的叛逆。徐家在浙江会稽是一个大人家。家有田产百亩，并在绍兴开有绸庄和油烛栈。徐锡麟的父亲名凤鸣，字梅生，思想顽固保守。锡麟兄弟妹十一人，他是。但在诸多兄弟妹中，徐锡麟是最不省心的一个。他自幼就个鲜明，不喜墨守成规。凡过手之常常被其毁坏，父亲因此很不喜他。据他的亲属回忆说，徐锡麟少年时就结朋友，尤其钦佩古代豪侠，时常舞刀枪，学习武艺。一次被父亲训斥后，他一怒之，竟跟一个和尚跑走了，后来家里费了很大劲才在杭州白云庵找到他。那一年，他才十二岁。此后，家里对他严加看，不许他擅自外，让他在家读书。徐锡麟读书十分聪慧，而且专注投，很快他就对经书、数学以及天文地理表现了烈的兴趣，常在夜间观察天象，乐而不眠。他还无师自通，绘制了许多星象图和地图，并自制一台“径三尺”大小的浑天仪用来研究天文。他的好奇心和破坏，以及叛逆格一脉相承，这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安于现状，就班地度过一生。

1905年，徐锡麟来找徐锡麟商量，认为要想推翻清政府，首先得掌握军队。那么，如何掌握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学习陆军，然后再打军队。徐锡麟以为然。

晚清政府规定，凡去日本学习军事，先要在国捐官取得资格。于是，他们又找到曾经资助大通学堂的富商徐仲卿，鼓动他资五万元，为徐锡麟、陶成章、陈志军、陈德毂、龚宝铨等五人捐得官职。之后，徐锡麟又赴湖北，求见其表叔俞廉三，请他代为捐官。

俞廉三，字廙轩，浙江绍兴人，早年在山西官，由知县而知府，而布政使，治晋十五年之久，“政绩卓然，为全省之冠”，尔后升任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兼两湖学政。俞廉三素以顽固著称，但对徐锡麟这个表侄却十分友善。他曾多次帮过徐锡麟的忙，包括向安徽巡抚恩铭举荐徐锡麟，否则徐锡麟也不可能受到重用。因此，刺杀案发生后，恩铭大为懊恼，并在授遗折中称“徐锡麟系曾经洋，分发员，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才坦然用之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为党首，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言语中对俞廉三颇有怨言。

不过，俞廉三显然并不知徐锡麟是革命党，他对徐的提携也完全是于族谊，但对于徐锡麟来说，俞廉三的帮助太重要了，包括赴日、捐官。俞廉三亲自致函镇浙将军寿山、清政府驻日使臣杨枢新托付此事。新任浙江巡抚张曾敭原是湖南巡抚，在他前往浙江上任时，路过湖北，俞廉三也再三重托，让他帮助徐锡麟，因此徐锡麟等五人的留学之事便一路绿灯，顺利地办了来。当然，对于贪婪的寿山，这事也不是白办的。徐锡麟纳贿三千元，换取了他对留学报告的批准。当然，如果没有俞廉三的引荐，徐锡麟即便想纳贿也恐怕不得其门而。

徐锡麟前往日本是在1905年的冬季。他把大通学堂给曹钦熙代，然后束装就，东渡扶桑。同行者共十三人。

徐锡麟等人到达日本后，虽然得到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石井次郎的介绍，但学计划却一再搁浅。主要原因是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对他们横加刁难。王先是认为他们不是军人，怀疑他们学军另有图谋；又说他们不是官费生不符合规定。当时，清政府对军事留学生有严格规定，凡留学军事者必须官费，不准私费，而且毕业回国后还得由官府统一分。这样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控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锡麟不得不又通过表叔俞廉三，由他分别致电浙江巡抚张曾敭和驻日使臣杨枢新行疏通，并以官费名义，同意保送。

然而，官费问题解决后，王克又找借，说他们人太少不能开班，要等奉天的学生来了再一起送学。可是，等到奉天学生到了，王又横生枝节，抓住徐锡麟生得瘦弱矮小、睛度近视等病，说他不合格，不符合学标准，将其拒之门外。

由于留学陆军的计划一再受阻，徐锡麟颇失望。不久，他便回国继续主持大通学堂。徐锡麟回国后曾参与营救章炳麟的活动，但未达目的。为了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此后他又与陈伯平、宗汉等再次东渡日本。

这是徐锡麟第三次前往日本，时在1906年。他们试图陆军经理学校，仍然未能如愿。这时，徐锡麟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陆军学不成，脆回国谋取警察职务或打官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