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所谓“呕心六载功不就”“一生枉抱济时才”，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六、1898：短命的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作为清廷最办事机构，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这样的事并不多见，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因此引起各方关注，丝毫也不奇怪。

康有为人称康南海，因其生于广东南海之故。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素。年轻时游香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从1888年至1898年，连续撰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至《上清帝第七书》，提了他的改革思想。其中《上清帝第二书》，即为喧腾一时的“公车上书”，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风行一时。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关条约》举国反对。尤其是割让台湾，人心尽失，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羞为天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京发生“公车上书”运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革图存。领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

不过，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早有学者提质疑。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呈，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也是个谎言。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从事后的结果看，康有为会试及第，授工主事，似乎也是一个佐证。

然而，尽“公车上书”存在争议，但康有为系列上书倒是确有其事。1895年5月29日，即“公车上书”没几个月，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幸运的是，这折经过都察院代递，呈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

7月19日，即光绪皇帝看到折一个多月后，便颁布谕旨，号召君臣同心，上齐力，发愤自，改革图新。随着这谕旨发的，还附有一些官员上呈的有关改革的奏折，以供各级臣僚参阅。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对康有为是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又接着写了《上清帝第四书》。不过，这次上书几经周折，却上呈未果。

此后，为了“开通风气，联络人才”，康有为和他的弟梁启超开始转向办报，并成立学会，意图“托古以改今制”，倡导维新变法。学会成立后，一度影响很大。很多维新人士纷纷聚集到学会的旗。就连朝中的一些官也对学会采取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两江总督张之等先后会，袁世凯也表示要捐银参加，但遭到康有为拒绝。

此时，康有为已俨然成为维新派的领袖，风正健。尽轰轰烈烈的学会寿命很短，仅仅几个月，便因保守派的弹劾而被迫改为官书局。不过，康有为的举动已引起一个重要人的关注。

这个人就是两代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时任军机大臣、尚书，位权重，得光绪皇帝倚重。《崇陵传信录》称：“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怀抚其。”光绪自幼畏雷声，在书房读书时，每逢打雷，必钻翁师傅怀中。故翁师傅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光绪所亲。据康有为说，他与翁师傅相识是在办《万国公报》期间，翁来访不遇，后康前往拜谒。谈及变法之事，言语相投，谈话行了四个小时。翁师傅向康索要有关论治之书。还告诉他，皇上无权，太后猜忌，就连他见客也有人暗中监视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