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但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让老左心里很不舒服。

左宗棠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另有笔记称，洪杨之后，李鸿章与左宗棠闲谈论功。李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

左宗棠是名的“杠”。凡事抬杠，每抬则必争上风。有时，较真起来，怒目而视，仿佛要打架一般。他与曾九、李鸿章等经常抬杠，彼此较起劲来，互不相让，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早在曾幕时，李、左之间就不洽，除了湘皖地域之见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李、左真正不和却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

樊燮说：“朝廷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三品官。”言外之意，你左某连个品级都没有，还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

有笔记载，一日，某公请客，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李鸿章说：“非翰林不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望，惟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 清制，大学士必由翰林提。李是翰林，而左只是举人。李鸿章知左宗棠不服自己，故有此言，意在挖苦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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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指挥外，更让李鸿章疼的是碰上了左宗棠这个老冤家，与他作对。他提“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不同意，力主力追剿，两人互相牴牾，争执不休。

谥号，乃死后封号。定例，非士翰林，不得谥“文”字。这句话同样是在刺挠左宗棠。左闻之默然，半晌无语。

左宗棠曾幕，与李鸿章一样，都受到曾国藩的重。曾国藩待他们，官分上，同兄弟。早年在湘军，左宗棠驻地与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并戏称：“大烹以养圣贤。”左宗棠能吃而善谈，每次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座则盘杯狼藉，遇到大块，便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恣意笑乐，旁若无人。

这事发生不久，便有人上书把左宗棠告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官文早想整治左宗棠了（有人说，樊燮之事其实就是官文暗中指使），于是便要严办。幸亏胡林翼、曾国藩面说，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疏力保。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句传一时，使左宗棠名声大噪。后来，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查，反而得到了提升。再之后，他了曾国藩幕府，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异辞录》中说：“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此言不虚。

左宗棠一听这话，立时大怒，起就踢樊燮，嘴里还骂：“王八！你给我去！”搞得樊燮狼狈不堪。

左宗棠为人一贯势，不甘人。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师爷时，他就十分霸。师爷并非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重，他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季没有不害怕的。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便让他去找左宗棠。樊燮来到左宗棠那里，由于没请安，不禁惹恼了左师爷。

此时，李鸿章平定了东捻军，率淮军大队北上，这对西捻军如同雪上加霜。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的势更加危殆。尽如此，清军的战绩一开始却不明显，相反倒是一片混。究其原因，一是多指挥，系混。当时，应朝廷之令，北上宿卫之兵计有湘、鲁、豫、直、皖、吉等各军，由恭亲王奕面节制。于是，直东战场几百里之，竟然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和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些大员之上还有一个总指挥恭亲王。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吃，两个和尚担吃，三个和尚没吃。现在，一来了这么多和尚，结果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溃者几希”。

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豫、鲁三省平原，与敌周旋，再寻找机会退回陕西。

刘秉璋说过，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当世之英，两相遇，各不相让，久之遂生意见。此话颇有理。

金陵会攻，朝廷屡诏李鸿章往援，可李鸿章碍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边兵不动，一边南图浙。这一来，等于把手伸了左宗棠的地盘，老左岂能容忍？他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当然不承认。两打起嘴仗，你来我往，怨恨的从此便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