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祥同属末世英雄，但就人形象而言，史可法与文天祥相去甚远：文天祥“貌丰伟，皙如玉，秀眉而目，顾盼烨然”，宋理宗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史可法则“短小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得矮，生得黑，睛还一闪一闪的，这与史家世袭的锦衣卫百形象，还真的非常吻合。

因祖上的荫德而世袭武职，到史可法祖父史应元这一辈，其实已经改变了。史应元中过举人，官至黄平知州，因为为官清廉，所以没有解决家脱贫致富的问题，无非比贫寒之家稍好一些。史家家风正派，史可法读书用功，崇祯元年（1628年）举士，任职陕西西安府。这时，蜂拥而起的民恰起自陕西，但史可法并没有参加平定寇，因为他只是西安府的正七品推官，主要从事司法、审计之类的工作。史可法除了扎实的知识功底，更有超的敬业神，任职期满后便被擢升为郎中，督太仓及辽饷，这也是朝廷用人所。

民变的现实，影响着史可法。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诸，期奔袭于今安徽及其与湖北、江西结合，崇祯七年（1634年）冬，江南巡抚张国维提议将安庆、池州诸地巡抚分设，以集中解决这一地区的寇问题。平定寇通常是吃力不讨好，众多官员都因此结局凄凉，但史可法有着与众不同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神，他大声疾呼：“国家养士，原为社稷封疆计。今若此，非所以报主恩也！”于是，经张国维的举荐，史可法于崇祯八年（1635年）任江西右参政、安池兵备，负责监督地方军事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其文官份也自此一变。

史可法在地方很受官兵与百姓的敬重，关键是他有亲民之心，能自觉与士卒同甘共苦。明季的官军条件艰苦，军营里甚至帐篷都没有，寒冬腊月都天扎营。史可法同士卒一样夜坐草间，与士卒背靠背相倚，夜的寒霜结满甲胄，欠起来，一冰霜嘎嘎坠地。

明季的灾害殃及地域广泛而类繁多，皖地蝗灾即为史上罕有。崇祯十一年，无数蝗虫自西北飞来，若云密雨骤。史可法组织官民行扑杀，被打死的蝗虫堆积如山。但是，老的蝗虫打死了，新的蝗虫又来了，了无尽，史可法几乎神崩溃。更半夜，史可法跪地祷告上天，每次都虔诚地焚尽三香。三炷香烧完，天也就亮了。神的折磨，力的透支，令史可法人更瘦，脸也更黑，手的人倍心痛，劝其休息，保重，史可法说：没什么的，我秀才时，一个月也只睡眠七夜。当官以后，无非惰大了些吧！

史可法确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并没有累垮。但史可法文官，更多的是书生属，只是主观上有建功立业的思想，有为国分忧的神。

虽有运筹帷幄之心，决胜千里之志，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却很平常，多年战果也屈指可数。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史可法因没有如期实现平叛目标获罪。这时，朝廷也是可用之人太少，官员不能理太多，于是朝廷自己为自己找了个台阶，责令史可法罪立功。

最要命的是，史可法没有灭掉寇，还差为寇所灭。崇祯九年十二月，民军大举攻桐城，史可法率军御敌，在距桐城三十里安营扎寨，结果陷民军的围困。夜人静，几乎又是一番四面楚歌。绝境中的史可法苦思冥想：如果这样坐候天明，明天必定全军覆没。于是，史可法让几个人突围去，到桐城县城求援。其实，县城里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两家合起来也不是民军的对手。县令杨尔铭很年轻，也很聪明，打不过就不打。杨尔铭自己穿上军装，领着一大队人去救史可法。这一大堆人，什么兵都不带，但每人的双手都举着火把，有多大嗓门就多大声嚷嚷。黑夜里，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民军里打仗不怕死的多，真读过兵书的少，一见这阵势，以为官军的主力到了，吓得赶自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