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千左右。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汪直属于前者，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萧显、徐海等走私集团。

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有着地方官“私市”的默许，汪直也卖力地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败走日本，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成为“东南祸本”，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

汪直最终被兵尚书胡宗宪诱杀，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的是林碧川集团，次年勾结诸倭大举侵的则是萧显集团。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既祸害一方，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土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女，络绎不绝”。倭寇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或披蓑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嘉靖倭难”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倭寇”很快由寇转商，“倭患”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一地依赖军事手段。

五、窝的开局

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共计六百零九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

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这个背景，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在胡宗宪的指挥，与俞大猷、刘显等人共抗倭寇。

戚继光参与抗倭，机会也有意外。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虽然是要去打仗，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戚继光没有谋个差的想法，所以不跑不送。但最后选的，恰是戚继光。

任人唯贤，不是封建官场的正气，而是胡宗宪的关注。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任浙江巡监察御史，胡宗宪的脑细胞差不多都因抗倭死掉了。倭患不见好转，是手的窝废太多。现在，他急需一个有勇有谋而又荣辱不惊的人。经过很时间的观察，他决定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给戚继光。

这一年，戚继光刚刚二十八岁，正踌躇满志，有着一番事业的雄心。

戚继光建功立业的时机，很快就来了。上任一个月，倭寇要抢掠浙江慈溪。据报，倭寇不过千人，而戚继光召集的士兵达万名之众。这该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戚继光指挥浩浩的人，直扑慈溪东南的龙山，并且顺利找到了倭寇的主力——龙山之战，就此开幕。

戚继光的军事素养，没有丝毫问题，他先熟悉地形，排兵布阵，然后命令队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