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过主考官员刘三吾主动“纠错”，到任用张信等复阅试卷，以调整会试结果平抑社会矛盾，朱元璋的心思一个都没实现。刘三吾主持的会试又找不到明显错误，发的杏榜又不好作废，朱元璋只好旨再举行一次会试。

第二次会试的结果来了，一共录取了六十一名，比前榜还多十名。有意思的是，这次杏榜上的名单，全是北方人，居然没有一个南方人。

概率，概率论，反正明朝人谁都没学过。来京城考试的人，考上没考上，全都回去了——是谓“南北榜案（夏榜案）”。

“南北榜案”，张信、白信蹈等二十多个考官、复查官员被杀。刘三吾老了，又是世老师，过很多的事，免了一死，发边充军。

杀二十几个人，比起此前的“蓝玉案”，族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余人，已经是“雨”了。

没有杀刘三吾，是朱元璋讲面？是，又不尽是。最关键的，还是当初刘三吾给朱元璋解释“南榜”原因时，给朱元璋留了很大的面，也让朱元璋明白了一个问题——刘三吾说蒙元的期摧残，造成北方经济、文化落后。这个解释，显然只是事实的一分，朱元璋心知肚明——北方的落后，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朱元璋所兴的大案，特别是“蓝玉案”。蓝玉征战的地主要是北方，他的属更多是北方人。“蓝玉案”被杀的一万五千余人，同样主要是北方人。北方经济搞垮了，社会英被摧残殆尽，主角其实是朱元璋。非常时期，如果此次科举结果反响过大，势必对朝局产生微妙影响。有些文人不懂，朱元璋心里明白着。

科举的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王朝选执政队伍。纯粹地选读书人来官不是目的，选官的本目的是为朝廷事。但在客观上，明朝的科举为社会底层开辟了一条上升的通，使社会阶层趋于垂直动，不至于成为“压锅”。录取作为整个科举的最终环节，事实上有不同区域政治均衡的考虑，一定程度上需要反映和现地方民意。封建时代，人民不可能直接掌权。地方及民意的诉求要上达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官员。而科举制度，则有某代议制的彩。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也被一些人视为相对公平的代议制度，尽封建时代不乏地方“朋党”之弊。

朱元璋一手兴起“南北榜案”，也与文人游离“实用功能”有关。“南榜”状元陈，也由此吃尽苦。陈，闽县人，殿试后被安置到卫所，过渡一段时间后被召回京城。陈对自己的工作分非常不理解，他在卫所研究天象，发现“今岁文星见闽”，自己中状元属于天意，太祖对自己的安排有违天意。朱元璋知后，便将陈杀了。朱元璋杀陈，不是为了气，也不仅仅是他私习天文违反朝廷禁令——与朝廷的需要背而驰，在朝廷的里，这个文人也就失去了应用功能。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事件开启了明朝分南北取士的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及文化教育，提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惠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所谓分卷录取，就是据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南、北、中三卷录取士，尽可能保障不同地区都有人国家治理阶层。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南卷的范围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以及南直隶的应天、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和广德州；北卷范围是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四省，北直隶的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和延庆州、保安州，以及辽东、大宁、万全三个都司；中卷范围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以及南直隶的庐州、凤、安庆和徐州、滁州、和州。贡士人数录取比例，固定在南榜百分之五十五，北榜百分之三十五，中榜百分之十。

经“南北榜案”促成重大的变革，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而是照其所的地域行排名，分别录取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作为一个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懂恩威并施之，在经过了时间的清洗之后，为缓和与北方知识分间的矛盾，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平差距的事实，而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了替罪羔羊。朱元璋用“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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