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什么的，都得刘三吾执笔。特别是这个东西，人家的后人少则也得留个几百年，每个字都得讲究。

当然，饱学的刘三吾知识主要是应用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存心灵》《省躬录》《礼制集要》《寰宇通志》等御用典籍，都由他主纂。单是这几本书，一般的知识分都读不了，何况是写。其中有几，刘基那么神通广大，也都没办法完成。刘三吾的学问加严谨，从来不错。

帝制《大诰》，是明初最重要的“大明法典”，普及率比《圣经》还，老百姓家里几乎是一一册。明初的中国，基本上是个文盲大国，但老百姓一字不识没有关系，朱元璋领导文化工作是弱项，领导文盲工作是项，他让全国的村庄村都建两个亭：“申明亭”与“旌善亭”。前者张贴朝廷文告，公布本地的坏人坏事，后者则用来宣传好人好事。亭里面会有个读书人，免费给你讲《大诰》。但要牢记一条，家里必须有一本《大诰》！因为万一哪天家人犯事了，有它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就会罪加一等。

《大诰》的帝制，其实是朱元璋的谕，也就是他听完案汇报后，个评，刘三吾及相关文人将“最指示”整理来。整理时需要技术理，比方说皇帝评时发个语气词“嗷”，那得换成“嗯”什么的，否则给皇上造成神损失，责任就转换到这帮知识分上了。

文字是刘三吾的，意思是朱元璋的，这一刘三吾理得很好。洪武十八年，同州人王权考中了士，因为和朱元璋的第十七朱权同名，朱元璋将他的名字改成王朴。钦赐佳名，王朴经常拿来炫耀，事实上朱元璋对他确实不错，让其了吏科给事中。科官是皇帝直接领导的，王朴经常与朱元璋见面。有一次王朴逮着朱元璋的错误，便站来与皇帝较真，朱元璋一生气，就把王朴赶回家了。

其实王朴没有错，所以朱元璋气消了之后便召回了王朴，并把他升为御史。朱元璋召回王朴，目的是让他好好事，不是要他在自己上挑刺。王朴则完全误会了皇上的意思，认为敢于直谏就是自己尽职，最后都能得到相应的好。王朴回来后连夜起草了一篇“时事评论”，朱元璋见后大为光火，要把王朴推去杀了。过了一会，朱元璋气又没了，派人追上王朴，说倘若承认错误、改正缺，可以从轻理。王朴这回又错误地总结了经验，认为又是一次升官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筹码押在当“谏臣”上，这就没救了。

一看是真杀，王朴慌了。路过史馆时，王朴冲着刘三吾大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刘三吾当然听见了，但怎能真的这么写呢？后来，官民们见到《大诰》中“死罪士”条文字是这样的：“王朴，任监察御史。一次为灾受赃一百贯，绞罪还职；一次为顽诽谤不办事，决。”

御用文人，关键是现知识的应用功能。刘三吾厚，人品好，但不是什么事都要逆着皇上。刘三吾后来在《大诰后序》中说了段意味的话，大意是说：皇上励图治，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言外之意，大概是讲作为皇帝，忙中错是在所难免。评王朴案，文中最彩的一句话便是“何尤乎人”！刘三吾告诫官员们，《大诰》中被当作反面典型的这些人，罪有应得也好，冤似海也罢，都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不要怨恨别人！

朱元璋信赖、赏识刘三吾，也并非因为刘三吾的事风格，而是没有刘三吾这样的学识与智商，换了他人，本没法适应。有一次，地方官送来一捆庄稼，这要是让徐达过来看，“老首”瞧个半天，最后一准会说：这不是畜粪浇得多，谷穗得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