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牌都还没剪。

她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但一个人住是足够的。冰箱里永远只有和，偶尔会有一盒吃剩的外卖，偶尔会有一袋切好的果。衣柜里的衣服照颜浅排列，从白到灰到黑，整整齐齐，像是商场橱窗里的陈列。床单每两周换一次，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活着，叶绿油油的，垂来，在光底晃动。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规规整整，像一件迭好的衬衫，放在柜里，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但也没有人会把它拿来穿。

十二月的天是灰白的，空气燥，肺里的时候带着一丝刺痛，像是有什么细小的针在扎。她叫了一辆车，报上地址，靠在后座的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一变化。写字楼变成住宅区，住宅区变成绿化带，法国梧桐变成银杏。银杏的叶早就落光了，只剩灰褐的枝伸向天空，像是一群正在伸展四肢的生突然被冻住了，保持着某个未完成的姿势，凝固在半空之中，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解冻的时刻。

车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去。八年前的那个夏天，她也是这样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树往后退。那是七月，外婆刚刚葬，尸骨未寒。那时候银杏树还披着绿，光烈得灼人，蝉鸣震得耳朵发疼，整个世界都浸泡在一的、喧嚣的、让人不过气来的浪里。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贴上去很舒服，是那个夏天里为数不多的让她觉得舒服的东西。她的睛着，得像两个桃，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雾似的模糊不清，但她没有再哭。泪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完了，在外婆的枕上，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木板床上，在那个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住的小房间里。

那天晚上她睡在外婆的床上，那张她从九岁睡到十五岁的木板床。床垫很，硌得人腰疼，但她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换一张床反而睡不着。枕上还残留着外婆的气味，淡淡的，旧旧的，像是某枯的草叶被太晒过之后留的味，混着樟脑的气息，混着老旧木的气息，混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的气息。她躺在黑暗里，睁着睛，听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听隔房间里母亲压低了嗓门说话的声音——她在和谁说话？在说什么？祝辞鸢听不清楚，也不想听清楚。她还听见院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是邻居家的狗在夜里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她也不知。她只是躺在那里，躺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床上，想着，这张床以后就不会再有人睡了。这间屋以后就要空了。外婆再也不会在早上六半推开门，用她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拍她的肩膀，叫她起床吃早饭了。

那是她十五岁那年的夏天。

车在别墅区门停了来。

她付了车钱，推开车门来，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租车的尾灯在她视线里慢慢缩小，缩成两粒红的小，转弯的时候闪了一，然后被夜吞没了，像是一只睛眨了一，然后永远地闭上了。她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件寄错了地方的包裹，收件地址写得模模糊糊，收件人姓名也看不清楚，无人认领，无可去，就那么孤零零地搁在路边上，等着一个永远不会现的人来把她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