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宥在那片净的、空无一的草地上站了很久。

久到晨光从金变成白，从白变成刺目的、正午的亮白。久到她的发麻，久到她的手指因为一直攥着那枚戒指而僵。久到远传来的不再只是鸟鸣，还有隐约的、属于城市的喧嚣——车声，人声，施工的机声。

没有人知，在那座废弃的乐园原址上，有一个女孩刚刚目睹了一个人从怪变回人的全过程。没有人知，那枚在她掌心里冰凉的、铂金的戒指，是一个人用尽了全的力气、从黑暗的最挣扎着爬来、只为了递到她手里的。

她低，把那枚戒指上了。无名指，左手。尺寸刚好，不不松，像量过一样。他量过的。在那些她睡着的夜晚，在她不知的时候，他用目光、用指尖、用那小心翼翼的、怕惊醒她的方式，量过了。她转离开的时候，没有回。不是不想，是不用。她知他不在那里了。但她也知，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回学校的路上，她给导师打了电话。导师听到她要复学，沉默了几秒，说“你确定”。她说确定。导师没有多问，只说“明天来我办公室”。她又给法律援助中心的学妹发了消息，说“帮我接案，越多越好”。学妹回了一串惊叹号，说“夏学你终于回来了”。她回到公寓，洗了澡，换了衣服，把那枚戒指从手上取来，用一条银链穿好，在脖上，贴在心的位置。凉凉的，硌着她的锁骨，但她不想摘。她想让他离她的心近一。

复学后的日像上了发条。她白天上课，晚上泡图书馆，周末接法援的案。她把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不留隙。不是因为充实，是因为她怕停来。停来就会想他，想他就会哭，哭完了还是要继续，继续了还是会想。她不想哭了。她要他来不及的事——替他讨回公。

她开始查那个案。

从档案馆调当年的卷宗时，夏宥的手在发抖。卷宗很薄，薄得不像一桩命案。封面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像被很多人翻过，又像被很多人遗忘。她翻开第一页，是一份接警记录，日期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接警人签字那一栏，写着一个她后来查了很久的名字——冯建国。当年的警民警，后来升了职，调去了别的地方，前几年退休了，住在海边的一栋小别墅里。第二页是一份现场勘查笔录，寥寥几行字，说“未发现异常”，“疑似离家走”。勘查人签字，陈卫东。当年的法医，后来调去了省城，开了自己的鉴定所。第三页是一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是x的母亲。笔录上写着“她说不清孩离家前有没有异常”，“绪激动，无法继续询问”。夏宥盯着那行字，眶发酸。她说不清。她当然说不清。她的孩不是离家走，是被埋在了那片草地，被踩实了土，被铺上了枯草，被当成了从来不存在过的东西。而她作为母亲，只能在那一份草草的笔录上，留“绪激动，无法继续询问”这十个字。

后面的几页是结案报告，结论是“疑似离家走，建议归档”。没有尸检报告，没有dna比对，没有第二次勘查。那矮墙后面的那片草地，没有任何人去翻过。

夏宥把卷宗复印了三份。一份放在律所办公室的屉里，一份锁在公寓书房的柜里，一份随带着，走到哪带到哪。她开始找人。不是找那些已经死了的人——那些被x“吃掉”的霸凌者，她不需要找。他们欠的，已经还了。她找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当年负责办案的警察冯建国，夏宥了三个月才找到他的住址。他住在海滨城市的一栋三层小别墅里，院里着栀和三角梅，车库里停着一辆黑的suv。

夏宥去的时候是午，他正在院里浇，穿着白的老衫，卷到膝盖，脚上趿拉着拖鞋。看到她站在铁门外，他抬起，眯着睛打量了她一会儿，问“你找谁”。夏宥说了自己的来意，他手里的掉在了地上，哗哗地，浸了他的拖鞋和脚，他没有低看，只是看着夏宥，脸上的血一一地褪了去。

“我不知你在说什么。”他说。夏宥把那沓复印的卷宗从包里拿来，透过铁门的隙递去。冯建国没有接，他的手背在后，指节得发白。

“当年那片草地，警犬叫了。你说‘面是’。”夏宥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陈述一段与她无关的历史。但她攥着卷宗的手指在发抖，“探测仪也响了。你说‘地有电缆’。当天傍晚，你收到了一个电话，从那以后，这个案再也没有人查过。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冯建国后退了一步。他看着夏宥，嘴在哆嗦，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低，看着地上那摊被冲来的积，积上漂着一片被泡烂的栀，白的，像一张缩皱了的脸。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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