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之后，秦绶沉默了好几天。

不是刻意不说话，而是那些话堵在咙里，像一团被泡发的棉，咽不去也吐不来。

他照常上班，照常接客，照常在结束之后洗净回到那间隔断间里，躺来，闭上睛，等待第二天的闹钟响起。

一切都没有变，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他看镜里那张脸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他开始翻自己存来的那些钱。

其实没多少。

三年了，他每天打细算，方便面买最便宜的，菜包和馒着吃，能不买的东西绝对不买，衣服穿到起球也不换新的。

他把每一笔收都记得很清楚，在手机备忘录里列了一个表，收和支两列，密密麻麻的数字。

减去房租、电、公费和最基础的吃饭钱，剩的那分，他没有在自己上。

手机里有一个转账记录，每个月固定的一笔，收款方是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一个他从未亲见过的学校，在大山，在中国的某个贫穷的、通不便的、连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名字的角落里。

他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助学项目的，那天他失眠，翻来覆去地刷手机，刷到了一条推送——一张照片，一群小女孩站在一间破旧的教室前面，穿着颜不统一的旧衣服，脚上的鞋沾满了泥，但每个人的睛都亮亮的。

秦绶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久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他又亮，又熄灭了，又亮。

他捐了第一笔钱。

不多，两百块，但那个月他吃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馒榨菜，吃到后来闻到馒的味就想吐。

从那以后，每个月他都会捐一笔钱去。

金额不大，一两百，两三百，多的时候五百，看当月收况而定。

他把这些转账记录藏在手机最的那个文件夹里，从不跟任何人提起——这是他自己的事，不需要别人知，也不需要别人理解。

他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么。

不是因为他善良，至少他不觉得自己善良。

他帮过很多人，但那些帮助似乎都没有产生他想要的效果，甚至有时候会产生反效果——他帮了，然后事变得更糟了。

但他还是想帮。

也许不是因为“想”，而是因为“必须”。

他的里好像装了一个发条，拧了就会转，转的时候停不来，停来的时候又会有人过来拧他。

母亲拧过他，周哥拧过他，那些客人们拧过他，现在他自己在拧自己——他必须什么，必须把这些钱送去，必须去帮助那些比他更弱小的、更需要帮助的人，否则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彻底失去了意义。

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救别人？

他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很多遍，每一遍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没有资格。

但他就是停不来。

终于有一天，他攒够了一笔相对可观的钱，决定亲自去那个地方看一看。

那是一个偏远的小镇，从城里坐大要七个多小时，然后再转一个多小时的小，最后还要走四十分钟的山路。

秦绶从来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他坐在大上，看着窗外的景从楼大厦变成低矮的平房，又从平房变成连绵的山丘和梯田，天空从灰蓝变成了一更纯净的、几乎透明的蓝，白云低低地挂在山腰上，像一条条柔的围巾。

他带了一个双肩包，里面装了一些文——铅笔、橡、本，还有一袋糖果，是他在超市买的，果糖，十块钱一大袋。

他把这些东西都了包里，拉链拉得很，生怕漏掉什么。

到了地方，他找到那所学校。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两排平房，墙面刷了一层白漆，但已经斑驳脱落了，底灰的泥。

场上没有塑胶跑，只有一片坑坑洼洼的泥地，角落里立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篮球架，篮筐上没有网，光秃秃的一个铁圈。

场边上有一旗杆，上面的国旗已经褪了，边角有些破损，但还在风中猎猎地飘着。

秦绶站在校门，看着这一切，心里涌上了一说不清的觉。

他想起了自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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