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提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日昌非常关注华侨在国外的命运。晚清时期，海外华侨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华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够派员加以保护。清政府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日昌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理华人”，对海外华侨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理华人。丁日昌由遣使引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1877年，丁日昌与在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焘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国政府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至清亡，清廷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光绪元年(1875年)，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侨胞，保护华侨，“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国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厂的“扬威号”战舰。1876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华人社会的烈反应。1876年以来，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呼，声雷动。”

清朝上奏“丁日昌……熟悉洋务，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日昌为换约代表。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与秘国代表勒莫尔行涉，丁日昌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华工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华民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事……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清政府与古签订了《古华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中秘会议专条》，《中秘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华工的条款，此后古、秘鲁的华侨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理古事件的过程中，丁日昌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境有了更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小吕宋等贩卖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华侨如犬，一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泪!”对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华工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对已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华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日昌提了在通商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商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国人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华侨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