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写好了奏稿，仔细看了两遍，到确实再无可更易一字，才给了李鸿章观看。

“叔耘妙笔，果然能尽我心中所想。”李鸿章看完了这篇名为“海防筹议折”的文章，抚掌赞叹起来。

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薛福成遵照李鸿章的设想，构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既为建军自制定了方略，又为今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

“来！来！叔耘，咱们两个，喝一杯庆贺一！”李鸿章兴地说着，喊过了仆人准备酒。

李鸿章知，京城的那些王公贵戚、军机大臣无论是谁，也拿不这么周全的办法！

而薛福成遵从自己的意思，把这篇文章写得浅显明白，通俗易懂，只要是通文墨之人，看了都能够明白。

之所以如此，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能让那两位居于当中的女人，能够完全清楚地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为此，并不好饮的他，如何能不得意地“浮一大白”呢？

“呵呵，不知那林鲲宇，会不会写得如此文字。”薛福成笑。

此时的薛福成，心里很想知，如果是林义哲来写这样的文章，会不会也是用如此通俗易懂的办法。

“林鲲宇定是也会如此写的，只是他的文笔，比不上叔耘，不似叔耘这般大巧若拙。”李鸿章笑。

不多时，仆人送来了一壶酒，数碟小茶，一盘心，李鸿章便招呼薛福成对饮起来。

几樽酒，李鸿章便又陷到了沉思之中。

他知，朝对此当然必有异议。为此，他还给总理衙门中除恭亲王外的另一位实权人——文祥，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私信。称自己“任其事，未便自匿”，以显示一派忠君报国之心。

他也在猜测，朝中肯定会有人来反对自己。这“反诘之声”究竟会自谁的嘴呢？

“大人可是在担心，朝中定会有人群相反对？”薛福成放了酒杯，笑着问。

“朝中讥议，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心所忧者。在疆而不在枢也。”李鸿章叹了气，“若是我猜得不错，他是定要反对的。”

“大人所虑者，左季也。”薛福成听了李鸿章的话，立刻便明白李鸿章所说的这个“他”，是哪一位了。

李鸿章所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奉钦命统带大军于西北边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在薛福成的印象中，自曾国藩、胡林翼故去世后，大清国的练疆臣中，惟剩左宗棠、李鸿章二人而已。而左宗棠比之于李鸿章，无论是才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左、李三人。曾并称于世。曾国藩年龄、功业上都是前辈人，左、李的显达也无不有赖于曾国藩的提携。可是，左宗棠这个人，秉耿直，如烈火，而且恃才傲，心气大，平日连曾国藩都不放在里。犯起狠来，儿女亲家、救命恩人郭嵩焘都被他上折弹劾过，更何谈李鸿章？！

左宗棠狂妄、傲慢、霸，好以诸葛亮自诩，号称“今亮”或“老亮”，而这一切，也是以他的实绩为基础的。薛福成在心里也承认。不要说“剿发平捻”之功，就以整肃海防而论，左宗棠也称得上是咸丰、同治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之一。

“船为海战利，岛人每以此傲我。竟来必须仿制，为防洋辑盗之用。中土智慧岂稍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来愈……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者，我亦有以应之矣。……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以当之，臣愚以为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师不可；整顿师，非设局监造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当年左宗棠说过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也是相当响亮的。

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行船的制造和近代军事、外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这个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祥地，在左宗棠“日夜区划，心力瘁”的筹办，渐渐发展起来。然而就在福建船政事业正隆的时候，西北的军中断了左宗棠的事业。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离开东南沿海陕主持军事。接到谕旨后，他望着正在建设中的尾船厂，还曾焦虑地对属说：此次“西行万里，别无系恋，惟此未成，又恐此时不能终局，至为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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