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员前往理论，彼众我寡，恐其无甚裨益。检阅日本国史，前明尝派员赴日，有时失和，拘留不遣，且恐兵端一开，或有意外之变，此时似不得不稍慎重。然俟此事平息，中国必须派大员往驻日本，庶可防患未萌。”

“……至前据上海英船探报，日本兵往琅峤登岸，已扎立土垒炮台。台湾禀亦略声叙，似已无人阻止。且在番境阻止，殊非易事。至所称应与驻京使议，令李仙得等不得帮助日本。钧前已提及，闻使人颇暗弱，未必得劲。容宏请派员向华盛顿理论，津副领事毕德格亦有此议。可否由贵衙门公致国国会大臣一函，以洋文，寄该委员容丞赍赴华盛顿，面为理论。计由津沪附船递至纽约，早迟难必，迨往说明已须三、四月以后。无论有无济事，但使驻京各使知我有理，可径达彼国都，或稍敛戢。是否有当，伏候卓裁。”

“又上海委员陈福勋禀称：柳原前光在沪尚有耽搁。闻已托驻京使代觅房屋，柳原赍有国书，尚面递。夫谋我疆土、败我盟约，毁我舟船，杀我将士，而仍腼然驻京请觐，良可浩叹！”

《林文正公集?奏稿》：“……臣率船政师蒸汽快船5艘。炮船4艘自福州尾不久，将至澎湖，突遇大雾，为免船只碰。加之该海域礁石密布，遂停航以待雾散，不意海雾重重，竞日不散。臣恐贻误行程。乃令诸舰行，冒险冲雾区。然行不多时。运煤船‘惠利’便误礁石，臣虑战舰礁，遂不得不重令停航，并抢救运煤船。三日后雾散，再行启航不久，遇侦报船‘飞鸿’，带黄建勋告以澎湖师前往琅峤一带阻倭兵上岸，而倭舰竟悍然开炮轰击，澎湖师皆为旧式师船，不敌倭之铁甲大兵，遂至全灭，‘飞鸿’与之周旋搏击多时，以船小炮少，中弹多，遂鼓撤回报信。臣得信后即率舰直驶琅峤，见倭兵已然登陆，海上有倭舰共5艘，有铁甲大兵一艘，为其旗舰，余为蒸汽大炮船一艘，蒸汽小炮船两艘，蒸汽明炮船一艘，见我师前来，即行上前开炮，未见有旗语问答。臣乃率诸舰上前迎敌，彼截冲我船，然速力不足，为我船所绕行，以舷炮反复轰击。……幸赖皇天佑护，将士用命，苦战多时，尽行轰毁倭舰，然此亦不足雪死士之冤仇，臣民之公愤……”

《李文忠公集?复林鲲宇抚军》：“顷由信船送来手示，并咨钞疏稿，敬审。筹略远，成竹在，大都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未及发，钦服莫名。前和帅缄商，以购置铁船、雷及诸御敌之，约须千万，请总署会商敝奏办。鄙意未敢遽行者，朝贵一闻拨款，则缩项结，而莫之敢应。即有一应，农、疆吏空文支吾，于事何济！是以曾文正剿粤贼、鸿章剿捻匪；兴师十万，皆自筹饷。但求朝廷不掣肘为幸。何曾预请款耶？今事未可知。相忍为国，更无应者。私计只有借洋债一说，幸卓见之适符。左公借款，向系若何利息？闻英国自借，不过三厘，印度五厘，日本借英商有七、八厘者。中国恐不相上也。台端若久任台湾，倭贼当早能擒治，琅峤当略有布置，不致临敌时如此事棘。倭兵大队已然登陆，虽歼其师五舰，不知能收补牢之效否？铁甲、雷皆路御敌之，现已无甚裨益。惟大发陆队，乃可临敌。现已令唐定奎乘招商局船前往，恐仍缓不及事耳。”

“唐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余人，皆淮老勇，仆已命其至台后，听候调遣，不知可敷用否？已命周盛传十九营整备，若倭焰愈炽，当继发以应。”

“闻洋使言，总署董二尚书曾与柳原前光约法三章，尽戮卑南牡丹社之凶首，以其克期能办，是以虚应之。董之言，误国甚矣！廷旨拊循番族，俾为我用，其言竟助日为，以至激成铤险，百死难赎其罪。而今兵衅仍开。据容宏东洋探信，谓其外务省曾有阻止兵船赴台之说，而李仙得不肯，先已开行，或者意在骑墙，可藉此为缓兵之计。大旆到台后，定可侦得实。乞饬幕府随时钞示一、二，以释悬系。万年清、济安、永保三船，先后回闽，沪局江船昨亦驶归修整，津门现仅镇海一船。台防奏报，由舶径递天津，洵为便速，可在此坐候批旨驶回（津京往返约四日）。至此外寄谕及总署要函，有船则径递台。否则，专弁搭洋船至沪，沪厂及招商局至闽厂转递，或不甚迟。并乞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