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段时间，我把力都费在了备考之上，和瑞秋的集基本是文学方面的提升，偶尔会和卢恩一起参加学术沙龙或者是讲座。

1930年5月，我收到了柏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数学系。

转学柏林时，我凭借自学积累过了两个年级。为期两年的资格考试（abitur）中，数学、理、化学的满分是基石。我选修的都是级课程，权重系数为2，这极大地放大了我在理科上的绝对优势。外语方面，法语的严谨语法于我而言如同另一形式的逻辑游戏，掌握起来并无困难。文学科目，在瑞秋那“逻辑演算”模板的辅助，我成功地将文本分析转化为了一可推导的证明题，最终的成绩达到了“良好”偏上的准。综合所有科目，加上级课程的加权，我的最终评级锁定在最的10。

卢恩的推荐，以及通过菲舍尔教授的沙龙结识的几位数学教授的、赞扬我“思维极独创与度”的推荐信，则推动了这个结果。

我将录取通知书平整地放在书桌上，旁边是正在演算的关于测度论延伸问题的草稿。窗外传来街的喧哗，隐约能听见扩音里激昂的演讲片段，以及整齐划一的号声。这些噪音如同背景辐，已被我训练有素地过滤。

六月初，隆尔叔叔路过柏林。他1930年年初刚晋升陆军少校，这次工作原因来到柏林，顺路来看我。我们在尔加滕公园附近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

“恭喜你，娜。柏林大学数学系。你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我，用小勺轻轻搅动着黑咖啡。咖啡的苦涩在化开，“这是最优路径的必然结果。”

“你父亲如果知，一定会为你骄傲。”

空气安静了一瞬。咖啡馆里播放着舒缓的钢琴曲，与窗外隐约的喧嚣形成古怪的迭层。

关于父亲，我知的始终是碎片：阵亡于凡尔登，隆尔的战友，一个模糊的英雄符号。母亲极少提及，她的语气总是混杂着怨怼。而我自己，也从未主动究——对已失去且无法改变的数据投过多，是低效的。

但此刻，隆尔主动提起了他。这像是一个信号，一个填补信息空白的时机。

“叔叔，”我抬起，“关于我父亲……您能告诉我更多吗？真实的他，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标签。”

隆尔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摇曳的树影。

“你的父亲，托斯·诺伊曼，生在慕尼黑一个典型的中产家。他的父亲，你的祖父，是一位严谨的会计师，他的母亲则小贵族旁支。他们家族对女的前途有着明确的规划：继承家业，次，也就是你父亲，应该投军旅，为家族赢得荣誉。”

“但他想成为数学家。”我陈述。这个矛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个人志向与家期望的冲突。

“是的。他从小就对数字和图形着迷，十岁时就能独立推导几何定理。但那个时代，家的意志往往压倒个人喜好。1911年，他被送了但泽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

隆尔停顿了一，“我也是在那一年被送但泽军校的。我们被期望成为帝国需要的军官，而非我们自己想成为的人。”

“在军校的第一堂数学课上，教官了一复杂的弹计算题。大多数候补生还在埋计算时，托斯已经举手给了答案，并且用三不同的方法验证了结果的正确。”隆尔笑了，“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课后我找到他，我们聊起了非欧几何——在军校里，这是两个异类才会谈论的话题。”

“你们都是被迫从军的数学好者。”我捕捉到了这个共同。

“可以这么说。我们很快发现，即使在军校，数学也能找到用武之地——弹计算、地形分析、后勤调度。你父亲总能在枯燥的战术课里发现隐藏的数学模型。我们常常打着手电筒讨论非欧几何在曲面地形作战中的应用可能。那是段艰苦但充满激的日。我们都违背了分自我，却也在新的路上找到了另一些自我。但托斯比我更……纯粹。即使在军事训练的间隙，他也会偷偷在笔记本上演算微积分，思考数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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