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形式早已存在，早在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理的乃是旧制不能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属的馆生有的脆连正经官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

中枢制度还需要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的事不符合朝论舆，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至于院这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来。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朝堂中怕就要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持原则的宪台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李潼的况自不属于这两，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朝，讲完事抬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这样的新人事决定，少不了会生一通争执。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官资之中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金量完全无从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当然想摆这谱，也要臣们给面。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都请不来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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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这形，又可以引申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输一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办事的效率。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况，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哪怕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选法！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朝，并在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们，继续商讨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