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的大唐国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权用威、祸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理。

但是作为一个势的帝王，本又充满了各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但他又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而朝廷诸司的官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事务有序行的前提，磨合一个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呈现多样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受不到这职事杂细分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辗转各个民政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程可想而知。

世博会所涉诸司是时局中关注的重，人事才力用足，但相关的计程仍是缓慢。

虽然诸司传来的计报颇为喜人，但真正的计量程却却还在各司转，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各财利收仍只存在于账簿上、分散于诸司仓储，大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可作度支的仓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