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曾于私密的剖白中坦过一重隐秘且幽邃的渴望：之所以对死亡怀抱难以抑制的好奇，全因心中依然存留一抹幻梦，期冀由此重返母亲的怀抱。他祈愿死亡幻化为一场大的幸福，如初恋般充盈且圆满。顺此思绪，人便会无可救药地信，于终踯躅等候的绝非手持镰刀的死神，实为母亲温柔的面容。她将牵引浪的灵魂，重新堕虚无与纯真的渊。“我的确找到了某‘和平’，因我已然学会与膛里的痛苦缔结停战契约。”黑如此叹息，留一句震耳聋的谶语：人若缺失了母亲便无法去，缺失了母亲亦无法去死啊。

凝视周遭荒芜的神废土，剥开层层迭迭的社会景观，一个幽暗且令人战栗的真相正呼之：人类已经失去母亲太久了。此丧失，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母消亡，实乃一桩漫且隐秘的文明谋杀。我们正栖居于一个被“妻”全盘接的纪元。恩格斯早已在《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勾勒了母系氏族崩塌的残酷轨迹，将此定义为女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溃败。伴随私有财产的囤积与父权秩序的建立，“妻”这一份被造来，充当着血统纯正的质保印章与财产转移的通货。自此，人类学意义上的换法则确立了妻的底层逻辑——契约、服从、表演与让渡。列维-斯特劳斯将女视作落间结盟的赠礼，这等同于宣告：妻自诞生之初，便隶属于理构建的社会换网络。它要求权责的对等，要求清晰的边界，要求将与折算成维系宗族大厦的建材。

在历史的褶皱，母并未完全消亡，却遭逢了更为险的篡改与置换——它被制嵌妻的外壳，沦为带有妻的母。阿德里安·里奇在《妇女生而为母》中准剥离“作为制度的母职”与“作为验的母职”。数千年来，父权制所歌赞颂的，恰恰是前者。这被规训的母职，其本质乃是妻向一代的畸形延伸。漫游于当代互联网的赛博空间，关于“妻”的讨论早已撕去温脉脉的伪装。学者与网民们尖锐地指，所谓妻，便是在婚姻制度无止境地提供绪劳动，迎合无不在的男凝视，将自我的领地无限坍缩以成全另一方的绝对主。当此剥削逻辑向嗣蔓延，便生了沾染毒素的母。

翻开封建礼教的历史，无数节妇烈女、或是网络论战中被反复鞭挞的“妻母亲”，皆将生育与抚育视作对权力中心献祭的投名状。“母”中夹杂着不可胜数的算计、隐忍以及向宗法献媚的卑微。母不再是育万的丰饶之海，反倒变成了一座等级森严、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枯井。朱迪斯·特勒对别展演的剖析，同样适用于此异化的母职：带有妻的母亲日复一日地演着自我牺牲的剧本，用以换取在家契约中微薄的合法。她们抚育后代，其实是在为父权秩序培养合格的螺丝钉。母职，彻底剥离了原始的混沌与狂野，沦为一场臣服。

人类之所以陷永恒的痛苦，是因为妄图用逻辑的契约（妻）去模拟神谕的连接（母）。这便是亲密关系中悲剧的所在。

当我仔细审视对伴侣的索求时，偶尔能察到一诡异的错位。我有时对着同样带有伤痛的人，近乎残暴地勒索一不见底的包容，一对“虚无”的绝对接纳，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失败。妻，抑或说任何基于社会法则的伴侣属，皆构建于换与对等之上，它遵循着清晰的边界、权利的让渡与利益的算。它是世俗的、理的、清晰可辨的契约。然而，我在夜神崩塌时渴望的，在面临死亡恐惧时呼唤的，本毫无任何签署了互助条约的同盟影，其实是一无需缘由、无视边界、能够吞噬一切罪恶与残缺的空虚。这唯有原始的母亲方能给。

神分析学家克里斯娃曾描绘过一“符号界”之前的“空间”。在被父权和语言统治的符号秩序前，婴儿与母亲共享着一未分化的、充满律动与混沌的共生状态。既无主，亦无客；既无评判，更无契约。在此地，所有的破裂都能被合，所有的疯狂都能被允许。纯粹的母是这片浩瀚无垠的虚无之海。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每一次对伴侣的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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