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好办法？不搞工人自治的话？”

现在俄罗斯的工厂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们不是怕被廉价拍卖，而是压没人愿意买它们。

俄罗斯不像华夏，后者国家现在决定抓大放小的时候，已经经济改革了十几年，社会上已经有第一批及第二批（以92年南巡讲话为分岭）的先富起来的人。

俄罗斯没有这样的条件，它是国家政一变，私有化就立推。

而所谓的第一批富起来的，在苏联共青团经济改革阶段到大笔钱的人，也因为政的改变，害怕自己拥有的财富不安全，早麻溜儿跑到国外去了。

这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工厂要么被红厂们以几乎分文不的方式，直接变成私人产，要么就乏人问津，直接事实上关闭。

“工人自治可以搞。”王潇摇，“我只是想说，别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它同样会产生大量的问题。”

普诺宁都要无语了：“既然知问题，那么继续搞去，失败了这么多工人要怎么活去？”

王潇半儿都没觉得自己不负责任，反而一本正经：“往农村分啊。你让他们试了，失败了，他们的心气也就弱了，不再觉得是天妒英才，没给他们机会。简单讲，就是认命了。”

对任何国家任何政权来说，认命的国民都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闹事啊。

至于说什么发展和创造力之类的，在稳定大局面前，都得往后稍稍。

普诺宁仍旧觉无语：“农村也不行，现在农村是什么样儿，你们了这么多年的农场，难不知吗？四分五裂，大片农田抛荒，集农庄的年轻人们都跑了，基础建设更是几乎完全停了。”

他是税警。为了把税收上来，他几乎跑遍了整个俄罗斯，乡村的凋零比城市更严重。

“好了，弗拉米基尔，请相信俄罗斯人。”王潇调，“请相信你的同胞们。我觉你们有一错觉，老是认为俄罗斯人没能力依靠土地养活自己。达恰能好，农田不好？怎么可能？”

她当真觉得俄罗斯的官僚脑有左右脑互搏。

他们一方面把经济的凋零归咎于苏联政权，认为人民无罪；一方面又不信任在苏联大的俄罗斯人，认为后者也同样啥啥不行。

好像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余的都不行。

可事实上，表现最拉的，明明是他们自己。

王潇都想叹气了：“相信他们，他们的确几乎不可能靠地发财，但他们能靠着土地养活自己和家人。国家只需要维持住最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开支，他们能活去的。”

普诺宁觉她过于乐观了：“王，俄罗斯的农民跟华夏不一样。华夏农民可以去打工，俄罗斯的工业况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他们没有额外的收，他们会看不到希望，然后容易事。”

王潇摆手：“不，你们别收各摊派款就行。我这么说吧，华夏农民去打工的原因，是地的收完农业税和各摊派后，最多只剩粮，农民不外打工就没钱给孩学费，更别说医药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