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客，几乎所有工程都给它们了。

投桃报李，赵青以单位的名义跟项目经理联系，表示希望能走建筑集团的途径，把8000号工人安排国活，后者立答应了。

“主要是工人比农民好。”赵青实话实说，“他们的劳动纪律意识，遵守规矩的概念是刻在脑袋里的，建工那边愿意要他们。”

王潇好奇了：“都是什么项目啊？在哪个国家？”

“一个是基斯坦的项目，月薪到手2800，三年工作期，另外有完工奖金。派差不多5000个人过去。另一个在来西亚，3000人。剩的——”

她伸手指了教室，“差不多1000人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另外一千人分散在南非以及坦桑尼亚。”

德国这个季节采摘工的项目，是被来的。

因为不少工人吵着闹着，决要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和日本都行，搭钱去也行。

实在没办法，赵青通过杨桃了解到，老板在罗尼亚，还专门安排了人搞芦笋等植项目，负责人是跟杨桃同一批单位的。

赵青便立刻把主意打到这位负责人上。

既然罗尼亚人可以像候鸟一样，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那么是不是北京的工人也可以这活？

大不了他们的工资更低呗。

几个人一商量，嘿，别说，还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德国对季节采摘工的需求，堪比这时代新疆农场对采棉工的需要，来多少要多少。

至于政策限制，她们也狡猾地钻到了空，通过老板在罗尼亚控的劳务公司（方便从国带服装工人过去），把北京这批工人混编在东欧劳工中，再通过相熟的农场关系，办理3个月的季节工作签证，再去德国。

“报名想去的人很多，这一千人是筛选后的结果。”

她优先选择的是放过的回城知青。

倒不是她认为知青就特别能吃苦，而是因为知青放的时候过农活，对这方面比较了解，上手快。

而且现在知青普遍都有四十岁多岁了，正于上有老有小压力最大，且有家人牵绊的时候，事更不容易冲动，晓得三思而后行的理。

简单讲，就是好，不容易事。

否则收工人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当理费，分给罗尼亚—德国关系百分之十，他们手上剩的百分之十，还不够给工人们收拾烂摊呢。

王潇又关心了句：“那没被选上的人，没闹？”

赵青笑：“我告诉他们，去当基建工不会外语也没关系。”

因为大型国企承建的项目，工地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相当于当年的三线工厂，不跟本地人产生任何联系，也不耽误生活。

而且你在里面完全不怕孤单，周围全是华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