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照律令条款行宣判的话，那这些纨绔弟们多数一罚金，然后承受一些笞刑，事也就算代过去了。而这显然是李泰所不能接受的，如此惩罚也完全收不到任何警诫之效。

这一次宇文直等人当街掳走湝，以及之前延宗当街袭杀崔季舒一事，全都反应京畿之治安况堪忧，而在更层次的原因则是天适年久，这些官宦权贵们对于所掌握的势力任使用，并且朝廷在律令监察层面上本不到有效的控与防禁，如此才令他们有恃无恐。

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官爵本就拥有着任意而为的特权，功勋官爵就是为了不受约束。或许对上需要奉守忠诚效劳的责任，但是对则就仍是百无禁忌，不必恪守什么规令的约束。

天纷多年，无论是朝廷的律令章制还是社会的德规范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想要重新建立规范起来也并不容易。

尤其安城中权贵众多，他们为国效劳尽忠，结果还要与黔首百姓共享城坊资源、共同遵守城坊规令，如果本没有一定的德素养，实在是很难遵守。

所以历史上一直到了隋唐时期，畿民风仍然是关中排的上号的差，因为充斥着特权阶级和投机者，以及各梁盗匪，可谓是五毒俱全。

李泰自然不想在他统治的安城仍然一直存在着此类的问题，严抓此事正是为了以儆效尤，在听完柳庆等人的案奏报之后，他便开说：“此群徒谤议朝政一事，先行断判决。判决之后，群徒不得放，转为京兆府狱收监。”

现行的律令条款，并不足以对这些人加以严惩、警示时，所以李泰便打算先对他们行另一项量刑比较自由的罪事行惩。同时督促有司加快新的相关令规的编拟，虽然并不能以后编之刑令严惩前罪，但数罪并罚之，也能给人以足够的警诫之效。

谤议朝政，轻则扰视听，重则心怀不轨，量刑如何，全凭君王和当权者一念之间。尤其如今朝廷正以官爵而大酬功士，这些纨绔弟竟然胆大妄为到认为朝廷封授不公，如若不加严惩，自然不足以正视听。

所以当有司据此判决的时候，量刑起来那就严重多了。

凡所涉事人员，有荫授官爵者尽皆革除，并加禁锢之刑、不得参预选官，直接给这些人的政治前途提前画上了一个句号，其中宇文直、于兰作为主犯，并加放之刑。至于太傅于谨，因教养不善而夺其太傅荣衔，念其旧勋以三公礼归邸荣养，不再参与朝政。

其余同案而不同罪人员，鸿胪卿于寔黜落朝、发为湘州沙太守，尚乘奉御孝琬则夺其爵、所荫父爵以县伯还授其兄孝瑜，孝琬则贬为沙苑副监，离京前往沙苑掌沙苑厩畜牧事宜。

一番惩罚公布来，自然是令朝野凛然，京中时谁也没想到，仅仅只是一群纨绔们闲戏一番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不只主的京兆尹遭到了革职，就连太傅于谨这样一个资望厚的国之元老都受累不浅。至于那些涉事人员所遭受的严惩，则就不免更加的令人扼腕叹息，其家人也都懊恼不已。

就在这群沸腾的况，朝中又颁布《畿城坊净街式》发放京兆府并畿两县县衙，着令秋后依次令式理畿城坊治安。

侯门似海

安城作为大唐都畿所在，城中居住的官民人便达到了几十万之，远远超过了以往关中各大城池的人承载数量。

这么多的人居住在一座城池当中，日常的治安理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城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权贵住，等级低之差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地方，由此产生的权贵倾轧弱小的现象也比较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