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一日，我了重大的决心后，搭上了前往东京的新线。我在车上一次又一次反复思考接来该的事，确认是否有疏失，没错，我当时就想要杀了白石先生，而且怀里也藏了刀。

我对他说，想要告诉他一件事，然后就把至今为止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白石先生看起来很惊讶，我发现他的表渐渐僵。

我焦急万分，认为这是他的最后通牒。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白石先生打算向浅羽母女说真相。

只不过白石先生说，他不认同我的理方式。如果我真心想要歉，不应该在死后表达，而是要趁活着的时候向对方歉。

白石先生说，他已经充分了解状况，也能够理解我想要让那对母女继承遗产的心，还说很乐意协助我。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说这话，所以有不知所措。白石先生说的话固然正确，但正因为我无法到，才想到由她们继承遗产的方法，但白石先生无法接受，他说这并不是歉，只是我在逃避。他可能越说越激动，语气也变得很严厉。

我很后悔不该找他谘询，也不该把秘密告诉他。我对他说，希望他忘了这件事，然后就起离开了。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白石先生很亲切。他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打算让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遗产，却没有问我。不可思议的是，这反而让我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而且我认为这也方便他指导我该怎么写遗嘱，最重要的是，也许我在寻找能够理解我当时想法的对象。之前在东京球场发生的事，让我知白石先生是值得信赖的人。

我看向周围，果然完全没有人。我认为这是大好机会，拿预藏的刀刺向白石先生的腹。

白石先生看到我没有回信，几天之后，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容和第一封信相同，但多了责备我的容。他在信中说，目前已经取消了杀人罪的追诉时效，由此可知，我犯的罪并不会消失。律师的工作是保护受到怀疑者的权利，但无法协助凶手掩盖罪行。如果要他这事，他会选择揭发罪行。

六四十分刚过，我再次打电话给白石先生，他说已经到富冈八幡旁的停车场了，我说我在散步时迷了路，请他来清洲桥旁。

在约定时间之前，我在门前仲町附近闲逛，想要寻找没有人的地方。那时候已经是傍晚六左右，街上到都是人。我走向隅田川，走到速公路的架路方，人就变得很少。

然后我发现隅田川旁的工地现场，业者停车的地方刚好空着。从附近清洲桥旁的阶梯往走，可以走到隅田川堤的散步，更巧的是散步因为工程的关系无法通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散步上完全没有人。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白石先生写的信。他在信中篇大论地写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向浅羽母女歉，还说他会协助我，甚至可以陪同我一起前往。

知，他对我说，最好在遗嘱中写明，为什么会有这考量，还说只要我儿能够接受这样的理由，儿很可能愿意放弃他的特留分。

不一会儿，白石先生就开车现了。他似乎看到我在工地现场，把车停在旁边后就了车。

我说想和他聊一聊，就沿着通往隅田川堤的阶梯走了去。白石先生虽然跟来，但似乎有惊讶。他质问我在这里嘛，不是要去找浅羽母女吗？他咄咄人的语气让我定了决心。

我在傍晚五左右抵达东京车站，然后拨打了白石先生的手机。白石先生接起电话后，我说自己在东京，问他能不能见面。他说还有几项工作要理，六半之后可以见面，于是我们约六四十分左右在门前仲町见面。白石先生曾经多次开车去那里，每次都把车停在富冈八幡旁的投币式停车场，所以我就叫他把车停在那里等我。

我决定就在这里行动。

那封信充满了使命和正义，也很血，但这血让我到害怕。我开始担心，如果置之不理，他可能会自己去向浅羽母女说一切，这恐惧与日俱增。

我觉得自己必须阻止他。因为和浅羽母女共度的时光，已经成为我目前人生的意义。我知白石先生说的没错，等自己死后再向她们说真相是逃避，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愿失去唯一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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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安城的家中后，我仍然忐忑不安，很担心白石先生会采取行动。因为我也把“翌桧”那家店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