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受到郑玄这番追问的分量，也明白接来的回答将决定这场辩论的走向。

以事证义，非是将史事矮化为附庸，亦非使一方屈从。试问，若无《左氏》所载文公行聘、宣公纳贿之史事，则《公羊》于纳女实、赂者行之贬，其义虽存，其微何以彰显?其警示后世之力，岂非有所减损?

此中奥妙，在于明辨用!故曰：经义为，史事为用!用之间，非但并非相悖，实乃相辅相成，互为阐发。圣人循循善诱，《公羊》之义，其理昭昭，然其光辉如何遍照万，则需《左氏》之史事，为其勾勒轨迹，描绘其形。

经义为，史事为用!

这八个字仿佛有千钧之力。

堂諸儒生，无论治《公羊》还是《左传》，皆是闻所未闻。初时错愕，有人甚至意识地张大了嘴，笔都忘了动。继而，中爆发难以置信的光，反复咀嚼这八字真言，不少人脸上渐渐浮现茅顿开的狂喜。

公孙延虽然双目不可视，但听得此言，也是神一振，不由得抚须低声赞叹：圣人不愧圣人，好一个经义为，史事为用!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郑玄躯微震，双目盯帷幕。

他一生治学，系早已圆，此刻却被这八个字撬动了基。他沉默片刻，声音略带沙哑地开：经义为，史事为用。此论石破天惊。然，老朽仍有一惑未解。若《左氏》之史事，其本亦蕴褒贬与史家之义，此用中之又当如何之?《公羊》之义为，《左氏》之史为用，若《左氏》之史，其自所呈现的倾向与《公羊》之义不合，甚至相悖，此用岂非反伤其?又如何相辅相成?

帷幕后的声音并未因郑玄的追问而迟滞，反而更显从容：汝此问，更一步，足见思虑之。所谓用，非是死板割裂，而是圆一。《左氏》自有其褒贬，此亦是史家之义，然其义多隐于事，需细察究。与《公羊》显扬之大义相较，恰可为大义提供血与境，使其不致空泛。若求《公羊》之微言，字字句句皆能在《左氏》寻得毫厘不之对应，或因《左氏》某一记述细节与《公羊》简约之评判看似不符，便斥之为相悖，岂非买椟还珠?

圣人稍作停顿，续：譬如《秋》僖公三十三年书：晋侯、秦伯战于崤，秦师败绩。《公羊》曰：全言晋侯，重其为諸侯主也。此乃《公羊》之义。若无《左传》详述晋文公之德业、秦穆公之失计，乃至崤山之险要，秦师轻敌冒之细节，则此重字之分量，后人如何能切会其为霸主之实至名归?若只因《左传》记述了晋军亦有隐忧，或秦穆公亦有可悯之，便说与《公羊》之重相悖，岂不可笑?《左氏》之详述，正是为了让《公羊》之重，其义更为实，其微更为彰显，而非相互抵消。至于《左氏》自之褒贬，若与《公羊》大义相合，则为佐证。若有差异，则当以《秋》经文为最终准的，权衡《公羊》大义与《左氏》史笔之侧重，探求圣人立法之本意。

郑玄反复咀嚼着用圆，互为阐发。

他沉思良久，方才抬首，语气已不复先前的诘问，而是带着几分求索：圣人之论，层层，如拨云见日，确为老朽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然，用之说，微广大。实际运用之中，如何把握不离用，用不害，使两者真正相辅相成，而非顾此失彼，恐怕仍需学者思熟虑，仔细甄别。尤其当《左氏》之史事，其细节之繁复，可能引多解读，如何确保所取之用，能准阐发《公羊》之，而不致牵附会，此中关窍，还望圣人不吝赐教。

帷幕后的影似乎微微动了一，声音里透几分悠远之意：汝所言极是。用之，知易行难，存乎一心，亦在千百世之研读与践履。《秋》之微言大义，乃圣人忧患之心，淑世之志所系。文字章句，不过舟筏。通晓舟筏之构造与用法，固然重要，然最终所向，乃是彼岸之。至于汝所问，如何确保用能准阐发，此非一言可尽，亦无一定之规，唯有秉持公心，博览群书，互相比勘，反复求证，庶几近之。若执着于舟筏之辩，而忘彼岸，则亦是舍本逐末。大至简，求索之路，漫漫修远也。

梁王刘弥再也捺不住，轻轻一拍几案，发啪的一声脆响，目光灼灼地望向帷幕，声音中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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