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件，搜，折腾了大半天才放行。

这时，却看后又来了个人，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

那个他耳光的便衣立刻换了副嘴脸，哈腰地说：“王科，您辛苦了。刚从维新政府那边回来？”

阿宝站在不远看着，挨打的面颊火辣辣地了半边，嘴里泛血腥味。

他心里却想：有意思。

从到夏，每一天都在搜捕新的抗日分。

因为那张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的面孔，阿宝只要门，就会被便衣当街拦住，有时候搜个就放他走，有时候挨一顿打。

最倒霉的一回，他被带到日伪警察署拘留室关了整整三天，被盘问了一夜，迫着跪，烟揿着手背，在脏桶里。

洗脱嫌疑释放的那天，他走几步路，不知怎么的，突然对没完没了的赌博也心生厌倦起来。

不单是厌倦，手也了起来。

这年夏天，日占区的制越发严厉，他发觉哪里都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轻松地到钱。

他心里便筹谋着，想寻一个新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燠的一天，没有一丝风，火辣辣的日把地烤得。

阿宝刚门，就被几个便衣拦住，不由分说地给他一面旧的沙俄国旗，推搡着让他混几十名白俄的队伍中，一起走上了街。

走好一段距离，他才意识到，这是“反英大游行”。

日伪报刊记者的相机镜对准人群时，其他白俄扔国旗，撇开脸去，心虚地躲闪着，阿宝看了看地上那些被丢弃的国旗，弯腰捡起一面，掸了掸上面的灰尘，面无表地举起来。

游行结束时，日军军官步到他跟前，用生的中文问：“你为什么帮皇军？”

阿宝用俄语回答：“Пooyчoвыплane（因为你们给钱）。”

军官看着他，笑了：“就这么简单？”

阿宝也笑了：“就这么简单。而且……”

他换回中文：“我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俄国人，所以对哪边都没有负担。”

军官大笑起来：“很好。明天来领制服。”

他用事后领到的5角“华兴券”在烟杂店买了包香烟，他走门，刚第一，一群小瘪三经过，认他来，冲着他喊：“举旗的二汉！”

阿宝吐一烟，看着那烟圈在黄昏的气里一散开，突然笑了笑。

横竖不成人，不如索当鬼。

阿宝总在凌晨两三钟的时候醒过来，有时候是梦，有时候并没梦，又有更多的时候，他分不清楚究竟是梦还是真实记忆的闪回。

这个凌晨，他手里总好像抓着什么东西，质真实得不太像梦，有金属的凉意，还有铁的腥味，半梦半醒之间，一只青铜颅落到他脚边。

他惊醒过来，在楼上租的桶声里，终于记起来，梦里他在拆祁齐路的普希金雕像，这已经是1940年的事。

而现在，是1942年。

他起，到浴室放了一缸。

洗完澡，对着镜刮脸时，他眉骨上的那疤突然痛起来。

一门，隔印度人家的咖喱味就从门里钻来，到了南京路，一看见几个印度同事已经在检查等着，他走近，又是这味。

他们凑在一起叽里咕噜说着印度话，跟他们共事久了，阿宝也能懂几句，听他们是在埋怨今天的天气，和今天要的活。

是。已经快十月

了，秋老虎还在持续发威，制服又密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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