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柏雷截断她：“你何苦拿这么极端的想法来折磨自己？你不是不知他在乎你。”

梁芝冷冷一笑。

“但他，更在乎他的自尊心和事业。”

从纽约回来后，潘柏雷觉得梁芝变了。

她很少再着浮的睛来上班。嘴里不再挂着毕正的名字，也不主动跟他提及与毕正有关的话题。

一个人静坐的时候不是发呆，而是陷在某绪之中。

曾经偶尔听到被抛弃的言会慌的她，现在变得沉着而平静。

他不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唯一没变的是——她很少笑。

潘柏雷劝过她回上海住一段时间，但她苦笑着反问他。

“我怎么跟他们说？芝荣九月份就要去德国念书了。”

他这才松了气。

至少她还想留在这里，等毕正回来。

只是，看着她日益消瘦和憔悴，潘柏雷完全无所适从、有心而无力。

他不大会照顾人，只会不停地用一句话来鼓励她撑去。

“阿正一定会回来！”

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梁芝或者沉默地盯着某个方向，或者淡淡地回两个字：“是吗？”

八月初的一个礼拜五午，他们去外面开会。驾车经过球馆，梁芝忽然问了一句：“你有多久没打网球了？”

他像是被噎住了一般，说不话。

“是我连累了你。”她朝他凄然一笑，“你也被划在了界外。”

“所以等那个混回来，我不会轻易饶过他！”他咬牙切齿地说。

“万一……他不回来呢？”梁芝的嘴角有一抹诡异的微笑。

潘柏雷愕然地望着她、以及脸上令人悚然的漠然。

他觉得她已经把自己心的恐惧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甚至被自己察觉。

就像那个濒临绝望的、并且持的希望屡次破灭的人。

她就像一绷的弦。

只是万万没料到，这弦会断得猝不及防……

就在那天晚上，潘柏雷在家忽然接到梁芝的电话。她哭着问他，毕正是不是不回来了？

他听到电话里有汽车的喇叭声，张地问她在哪里？

“柏雷，你告诉我，毕正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你先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不知在哪里……我没有地方去了……他要是不回来我怎么办？”

梁芝一边哭一边说，最后嚎啕大哭。

无论他再问说什么都没有应答，电话里只有她哭泣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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