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西北藩镇的所谓“忠心”，同样是有条件，有边界的。朝廷粮饷到位了他们才忠心。若是粮饷不到位，那也说不得要造反。

最典型的例便是被戏称为“小隆基”的唐德宗即位初期，便因为不重视西北藩镇的诉求，而导致了“泾原兵变”的爆发。

第四藩镇，被称为“东南财富型”，基本上都是位于荆襄、江淮、江南等地。这里受到安史之的破坏较小，成为了维持大唐朝廷运作的粮仓和钱袋。

这里的藩镇，都是安史之以后唐主动设置的，兵力都很少，一般不超过万人，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御盗匪。

这些藩镇动也较少。（12/171）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类型的藩镇，都是桀骜不驯的，都是骄横跋扈的。真正明火执仗“不听号令”的藩镇，只有第一。

那么，为什么中晚唐藩镇割据，唐却无法收拾呢，这里便要说接来的第二条。

藩镇存在的大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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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藩镇的社会基础

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存在，都不会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否则这个政治结构就无法稳定存在。那么，藩镇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必须要把中唐的社会格局、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摆在一起来看。

中唐时期，人周期律已经“危险发期”，天宝年间，有超过八百万的，若是把隐藏也算上的话，那么整个大唐起码有五千万到六千万人，只可能更多，不会更少了。

而农业的发展，已经瓶颈期；而商品经济的规模与质量，却是前面朝廷完全不能比拟的。

这个时候，中唐（安史之前）的社会结构就呈现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照以往的规矩：

土地兼并遵循着标准模式，大量自耕农成为佃，依附于权贵，成为权贵庇护的“黑”。

同时，大量破产农民，背井离乡，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时的大唐王朝，顺应这个趋势，用募兵制的办法，暂时压住了社会矛盾。但解决不了本问题。

贵族们为了革命，总不可能接过贫民递过来的绳索，然后把自己吊死，对吧？

贵族们手里的田，如果没有人把刀架在他们脖上，也是不可能吐来的。

于是只能杀掉一些权贵，开始王朝重启。

然而，大唐的况稍有不同。

天宝年间大量破产农民，变成了边镇的征健儿，以及在当地安家落。使得大唐有了疯狂开边的社会基础，也为基哥实现开疆的理想提供了构图的原材料，也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爆发。

一场安史之，打断了开边的程。

不过可以假设一，如果没有安史之，局面会如何演变。

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不可能抑制，破产农只会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破坏程度未知的不安定要素。边疆是容不他们的，只能开启疯狂卷的模式。

大唐开边的方向是西域，那边人可以承载的人极为有限。

科技发展也瓶颈期，没有实施工业革命的社会土壤。

大唐层穷奢极的风气一浪过一浪，朱门酒臭，路有冻死骨。

所以边疆大，农民起义，甚至统治阶级叛，都是大概率事件，不可能一直稳去，也不可能让基哥一直苟去。

于是这个时候，历史程就开始面临抉择。

要是条件允许，就来一场隋末动，死个两千万到四千万人，人周期律拨回初始，再次实行均田、府兵、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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