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经费作本钱，即所谓公廨钱，用以周转取息，所得息钱作为办公费。

可以理解为官府有存款，给商人们运作，赚来的利息给官员发工资。虽然隋朝没有存在多少年，但这个制度还是被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李渊完完整整的拿来用了。

自武德年间就开始实施，最开始只在安等大城，后面规模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大。

曾经，也为贞观之治作了很大的贡献。

到开元年间，公廨钱的利息之用，已经成为补贴财政支不可或缺的最大助力。

“公廨钱”制度本意在节省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何以竟会事与违地困扰百姓呢？

这是因为公廨钱制实行后，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薄俸禄不能养廉。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盘剥百姓，用迫摊派的“抑”方式举钱生息，年利息率加上劳费、有达百分之百者。

甚至有“虚立保契，孙相承为債”的事发生。背后官商勾结，使得放贷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

这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官府人员贪腐的问题，而是地方财政支不堪使用，而不得不采取的“另类办法”。

举个例说，大唐运河沿途州府，都要时间负责漕运的维持。其间费的人力力，并不全是由朝廷中枢负担，甚至大分都是地方州府承担了。

地方州府的赋税，都到中枢，或者有财政列编，都是固定款项。中央调拨的运河维护费用不够，地方官府那只能“另辟蹊径”。

羊在羊上，那些划掉的财帛哪里来呢？答案是公廨钱的利息，换句话说，靠利贷剥削地方百姓而来。这些沉重的负担，可是不会记录在大唐中枢的税收账册上。

与之并行的，还有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百姓手中的利益，若是以权夺之，如同猛火急攻，必定反抗剧烈。若是以商夺之，则如同文火慢炖，之无形。这些都是官府中“不能说的秘密”。

如今郑叔清坦然告知方重勇，算得上推心置腹了。

想想也是，如果让中枢这些钱，那么李隆基早就破产要去讨饭了！

有事当然要苦一苦百姓，怎么能苦皇帝呢？

开元盛世表面上烈火烹油一般繁华，实则背地里危机四伏。郑叔清所说的，不过冰山一角而已。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郑叔清若是当度支郎，外人或许还以为开元时的唐财帛满仓如磐石。

但郑叔清作为当事人，却不能骗自己，认为自己升官后就可以摸鱼摆烂。

一不小心，真会死人的！

“如果迁都洛，或许还有办法。不然的话，如此积弊，又岂是我这个黄小儿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

方重勇叹了气说，郑叔清真踏看得起他。

大唐的况在这里摆着，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所有的措施当中，唯有迁都是动静最小的。可是，就算现在李隆基想迁都，安城数以万计的权贵弟也不肯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