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粮还是青苗时， 正是农民最穷困的时候。去年的存粮已经所剩无几，今年甚至连都没钱买。王荆公想的很好， 在这段时间，由官府拿钱贷给农民，等粮熟了，农民再连本带息。如此，官府能赚利息， 农民也不至于挨饿，还能增加收成。这本是利国利民的政策， 可在落实时却完成走了样。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中央指标，胡将钱贷给不需要的农民，制贷款，行收租。就这样，青苗法由于行政效率低和大小糊，最终变成了恶政。

这样的前车之鉴告诉月池，一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 要使得财税政策落地不要太走样，最开始定的规矩就不能太复杂， 政府预越多，况可能会越糟，绝不能超现有行政系统的承受力。二是要改革， 先人。特别天承平日久， 官场腐败成风， 必要脱一层，才能改换面。可要对已经成系的官僚系统行调整，并且还要减少剧烈的反弹和抵，不能光以压，更要拿一定的好。

要解决这两大问题，难于登天。前者对一个现代人来说，等于在知识盲区中转悠，在信息技术的帮助，她早就已经习惯细化理。后者就更难了，朱厚照愿意改革就是因为没钱，如今告诉他，为了改革，还要更多的钱，他和他底的人都不会同意。能说动他加一分薪俸，已是她的面。

在这样的境况，月池只能暂时从两个方面手，一是大力鼓励农业技术的发展。她将目光投向了各地专农田、利的治农官上。所谓治农官，即利通判、治农县丞。这基层的治农专官制度，从一开始设置，就是为了以国家权力组织兴修、维护农田利设施和防、抗旱灾害，维持农业生产能力。【1】然而，他们的履职况却是不容乐观，以致于多次被指为冗员，要求裁汰。而吏尚书梁储、吏侍郎王鳌、李越等人，却在斟酌再三后，没有将人立刻裁革，而是决定加理。

治农官之所以政绩不佳，重要原因有三，一是位卑权轻，被上官随意驱使，以致于无法专注于本职工作，二就是在政多门。治农官和其他佐贰官一样，有两个婆婆，一个是本地的府县，而另一个上级司。这样的复杂上级关系，一方面给了分治农官钻空牟利的空间，另一方面正官不到治农官的上，也是一样心存不满。三是治农官多是监生，才能有限，手里资金不足，在明代这样灾害频发之地，起的作用也不大。【1】

从这个小小的治农官就能看来，明廷的条块理是较为混的。所谓“条条”，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业务容的质相同的职能门，比如六，和它的属机构；而“块块”则是由不同职能门组合而成的各个层级政府，比如省府州县四级政府。

在宋以前，朝廷以块块理为主，地方主官集各项大权于一，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中央政府的控不大给力，地方就会蠢蠢动，形成对中央的威胁。为什么东汉末年会有三国，就是中央无能，块块崛起后的结果。

后来的历代皇帝汲取教训，开始以条条来削弱块块。明代的省政府分为三司，三司互不同属，布政司听吏和的，察使司听都察院和刑的，都指挥使又听都督府和兵的。碰到需要协作的大事，三司就互相商议，要是商议不结果，就上报中央，六再来决议，请求圣裁。

这以条条来分割块块，压制块块的结果就是，藩镇割据基本是不可能重演了，中央的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但行政效率低，一旦遇见事了，为了避免担责，许多地方连都不敢擅自放一个。并且，条块之间由于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加上中央和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导致条块矛盾，理混。

许多官员没有想到症结所在，他们在地方办事不力时，要么是继续施加行政压力，要么就从中央往再增一条线，来行专门理。可这两办法，到最后效果都不佳，毕竟龙难压地蛇。协调厘清，找到一条大家都有好的路，才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