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但是如此费尽心力所编写的大衍历，也在天宝十年就逐渐失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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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天文星相的解释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自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提了一天人应的学说之后，文臣集团就拥有了一项制约皇权的手段—谶纬之说。

皇家修订历法，就能预知异常天象现的时机，那皇室就拥有日月之类天象的解释权，从而防止大臣和叛者利用天象文章。

大衍历耗资大，又耗费了大的心血，所以在大衍历失准之后，上皇也没有兴趣再去编制新历。

虽然上一次向凤翔府报捷，越王在朝廷中知名度大涨。

没有人相信越王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修订一有用的历法，大分文官的看法是，这份越王的历法书多就是一两年的历书，预测未来一两年的节气和星象。

虽然后世的皇帝打了补丁，逐步废掉了儒家这一天人应学说，可是这说法在民间依然拥有广泛基础，而且皇帝自己在遇到异常天象的时候，也会疑心是不是真的老天爷降灾。

一份能够准确异常星象的历法书，就能让皇室在解释星象中占据主动权，这也是盛世帝皇需要修订历法的原因。

一行测各地纬度，南至州北尽铁勒，并步九服日晷，定各地见分数，复测见恒星移动。十五年而历成。

写大衍历，如今朝堂上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听过。

这也是一直到唐宋之前，在史书上皇帝依然经常因为天象异常罪己诏，但是到了元代郭守敬编写了更确的授时历之后，明清皇帝就很少这么的原因。

历法之于古代封建王朝的意义大，远不是今日人可以理解的。

历法对于农业生产有指导意义，可以让农民据时节生产，这个自然是很重要的。

可以说王莽篡汉的基础，也就是儒生这一谶纬之说。

可是除了指导农业生产之外，盛世君王衷于修订历法的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历法可以让王朝拥有对异常天象的解释权。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受制于古人天文观测的技术，以及对于行星轨认识的不足，再加上数学工的缺乏，大衍历能够准确预测十年的节气和日月，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利用天地异象，儒生可以用天人应学说来解释这些天象异常，从而以此来指责皇帝失责，上书劝谏皇帝，甚至迫皇帝罪己诏来放弃原来的政策。

这也是历代不允许民间私习天文学，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天象来搞事。

本来是只是为了哄皇帝开心一个好彩，却还在送往安的时候被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