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了，此币既由你所铸，就侍中的意思来办吧。”

“澄何罪于侍中，竟与我说此不忠之言！”

澄闻言，颇为难：

当东西两魏都为增自己的国力而争相改革的时候，江南依旧歌舞升平，安于享乐。

总不能只兴你宇文泰抄我，不许我惠效仿吧。

隆之趁机言：

澄也不远在安的宇文泰会是什么想法，立即照猫画虎，将《施政纲要》作为东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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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条均赋役更是一字未改，赋税徭役无论豪族还是平民，都要一视同仁。

隆之不容澄拒绝，苦劝：

澄对此大为满意，称赞新币重如其文，对隆之也赞赏有加。

只有知该什么，才会着手去。

澄对南梁的轻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兴文教则是将敦教化拆分，澄不需要地方官员为自己擢贤良，开设科举制就是要将选官权力由地方收回中央。

君主失去取心也就罢了，关键这人还贼能活，都能被他熬死，要不是有侯景闹上一，寿指不定奔着一百走。

隆之向澄献上一筐新制钱币，澄随机取一百枚称量，百钱重达一斤四两二十铢。

“这，这不妥吧，澄还寻思因其制于太昌年间，以太昌为名。”

苏绰《六条诏书》之所以被澄、宇文泰重视，就在于它清晰明了的告诉了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任期应该些什么事。

澄一声叹，无奈：

行改动，其实质都是照搬苏绰《六条诏书》。

太昌六年（537年）五月十一，澄巡视隆之在城外所设立的铸币厂。

“大将军有大功于国，官以为，不如将此币称为大将军五铢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南梁的况传至洛，澄完全将萧衍当作冢中枯骨对待。

澄然大怒：

“天有何功于国朝！若无大将军夙兴夜寐，励图治，哪有他安坐社稷的理！”

“大将军，此官肺腑之言，纵使获罪，也无愧于己心。”

随后，又再度投经济改革的浪中。

宇文泰推《六条诏书》，澄立跟上《施政纲要》，大家对这一政令的重要都心知肚明，唯独你南梁装瞎，什么都不。

可别小看这一，这世上有的是当了一辈官，依旧浑浑噩噩的人。

《施政纲要》颁行并不能立即起到作用，澄也只是作规定：不能熟背《施政纲要》，理解其，就不能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