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引起侦查员的度警惕。侦查员还了解到，王惠椿逃港后曾委托周兴坤代表他理其在北京的全个人财产，并以其房租和东收益的15为酬劳。

为了一步搞清周兴坤的特嫌问题，经上级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于以“严重经济犯罪”，宣布将其逮捕，行审查。审查中，周兴坤如实地代了他经济上的违法事实和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行。

1949年5月，和平解放后的北京人民正面临着清匪肃特、禁烟戒毒、封闭院、收容乞丐等治理社会混的工作。为开国大典创造良好的条件。此时周兴坤携带金3900元，由天津乘坐“湖北号”船，去购买手表，行走私活动。

他在霓虹闪烁的世界里居住约70天，每天茶坊酒肆，尽挥霍。7月初去台北，住台北亨得利钟表行，先后游览了台湾的日月潭、碧潭等风景区。

7月旬，离开台北乘船经浙江定海沈家门到上海，后又去宁波老家居住两个月。后返回北京，带回手表200块。

他向亨得利钟表行的同仁说，本来从买了300块手表，在途中丢了100块。周兴坤的这次港台之行，犯了新中国经济方面的法律，而一次却陷了政治问题的泥潭之中。

1951年 1月上旬，周兴坤又携带3000万人民币(旧币 )，从北京乘火车经汉、广州、圳去，仍从事走私手表的生意。到后，住利源货栈，在这里与亨得利钟表行的总经理王惠椿见了面，两人商谈了北京的房产及业务问题。不久，又迁住德辅亨得利钟表行。

2月的一天，德辅亨得利钟表行的职员周贤庚告诉他，国民党军界要人郑芝芳要拜访他，周兴坤早就听说过郑芝芳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郑玉的弟弟。郑玉是资本家，与周兴坤的私甚好。这次来访可能是打听他哥哥的况。

翌日，郑芝芳来到德辅亨得利钟表行和周兴坤见了面。周兴坤见前来造访的郑芝芳四十多岁，材大，国字脸，近视，说话声音洪亮。一接，他就摆一副国民党军人趾气扬的架式，使周兴坤心陡生几分怯意。

二人寒暄过后，郑芝芳详细地询问了周兴坤在北京的况和其兄郑玉的况，尤其对他哥哥能够担任共产的区政协委员之职，非常兴趣。

周兴坤说:“共产党对我们工商界人士采取团结的方针，我和你哥哥都很好，像我和你哥哥这样的人都能参政议政，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周兴坤没敢这么说。郑芝芳没有再说什么，便告辞离开了亨得利钟表行。

郑芝芳是何许人也?

郑系浙江定海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空军报工作，1947年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级参谋，主要负责报工作。1948年底，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他脱离了军界，跑到继续特务工作，为国民党军界搜集报和、训练特务。然后派往大陆，从事报或者破坏活动。

又过了几天，郑芝芳派人邀请周兴坤去德辅的一个咖啡店闲坐。这次二人一见面，郑芝芳便展开了宣传攻势，时值朝鲜战事正，他大放厥词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苏战争’，国武好，又有西方盟国的帮助，将来胜利者必然是国。”又说:“苏联战败了，中共必然也会失败，将来国民党能返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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