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初九傍晚，

扬州城南，瓜州渡。

一队残破的清军战船，再次拖曳着满船的汉人伤兵败卒，凄凄惨惨地驶回港。

这些汉人败卒，并不是多铎从北方带来的汉军旗人，而是淮安刘良左降清时，跟着刘良左投降的汉兵。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这些士兵被新主迫着、开着原淮安明军的战船，去江江面上搦战，试图打探肃清航。

但是他们毫不意外地又遭到了对岸镇江金山洲的明军师抗击，两军就在瓜洲和金山洲这两个江江心的小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随后当然还是清军落败。

“王爷，才无能，请王爷恕罪，实在是敌军船炮利，家兄难以逾越啊！”

失利归来，刘良左还没面，倒是刘良左的亲弟弟刘良臣，率先找到多铎，帮助兄开脱请罪。

这刘良臣，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时，跟祖大寿一起被围在大凌河城，最后投降了。祖大寿好歹后来还反复无常了两把，而刘良臣就彻底当了汉，至今已有十三年了。

清军关之前，刘良臣就已经先后被编为汉军旗镶黄旗的轻车都尉、参领等职。

所以这次刘良左带着伪福王降清才这么顺利，因为他们家早就有一个当了十几年汉的亲戚，对对面的层关系都比较了解，知投过去立刻可以得到优待。

多铎对于这铁杆汉，当然也不会苛责，何况这几天的试探战攻，本就是多铎行着他们战的，多铎已经预料到会败。

于是他也大度地挥挥手：“刘将军不必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让你们冒战，本就是本王的严令。

你们战船、火炮都不如郑鸿逵，打输了也不能怪你们，至少试探了南蛮军的布防虚实。先去养伤吧，再好生杀猪宰羊犒赏参战士卒。”

刘良臣这才松了气，连忙退了。

多铎这番话中，也提到了最近在对岸镇江负责江防工作的明军将领，乃是郑芝龙的幼弟郑鸿逵。

此前，南京朝廷中也有不少人疑惑：为什么不让尚书沉廷扬的护漕师负责江防，而要把张名振派去执行黄海上的破袭扰任务、拖延清军从辽东等地后方筹集战船运到前线。然后再把镇江一带的江江防，给以郑家师为主的力量。

但这疑惑，其实是不懂航海导致的——前文早就说过，大明的海上势力范围，数十年来都是南郑北沉。黄海和东海的海况本就不同，黄海适合沙船而东海更适合福船。

虽然崇祯十五年时，郑成功也带过一些郑家的海船，去参加过笔架山战役、接应辽东被围明军海路突围，但毕竟不够专业。

而这次要截击的路线，更多是靠近黄海苏北沿岸地区，那地方在明末早已被数百年的黄河海带来的泥沙淤积成黄土浅滩（南宋到明朝，黄河都是夺淮海的，所以后世江苏盐城一带的土地，在南宋到明朝时往大海里了上百里远，都是黄河带来的泥沙淤积的新土地），福船去很容易礁，习惯了当地的沙船却来去便利。

相比之，江的主航却是易航，比黄海沿岸还适航好得多，福船沙船都能畅行无阻。本着让专业的人专业的事的逻辑，沉廷扬把最能发挥沉家船队优势的战场，留给张名振，把谁来都可以的战场留给郑家人，也算是效率最大化了。

至于原本的历史上、弘光元年多铎带清军南时，南京周边的江防也是给了郑鸿逵，那只能说是一个巧合，虽然结果相同，背后的策划逻辑原因却截然不同。

现在看来，郑鸿逵至今为止的表现也都还不错，刘良左麾数次尝试从瓜洲攻金山洲，全被击退，还损兵折将。

……

刘良臣走后，多铎边一个相对位权重的幕僚，这才从屏风后面转来，用老熟人地吻跟多铎商议军机：

“王爷真的定决心要冒险了么？近日我军几次三番故意败战骄敌，误导郑鸿逵让他觉得我军非得从瓜州渡渡江，看似倒也起到了效果。

但是，我军终究是船只不足，就算偷渡成功了，到了江南，也会随时现后继乏力的问题，王爷可要慎重呐。”

原来，这个幕僚名叫张存仁，也是多铎此番统兵南的主要参谋。大致地位跟阿济格那一路中、佟图赖扮演的角差不多。

这张存仁倒是跟刚才那刘良臣有一履历颇为相似——他也是崇祯四年时、大凌河之战中祖大寿麾的将领，也是大凌河断粮后跟着祖大寿一起投降的。

但张存仁当初的地位就比刘良臣多了：刘良臣当年只是祖大寿麾一游击，而张存仁一开始就是祖大寿的副将（祖大寿本人是总兵，总兵来就是副将）

作为祖大寿的二把手，张存仁就，这十几年里升迁得自然也比刘良臣这些杂鱼得多。清军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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