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如今这个时间，还能在北京城里活去的朝臣，当然都是比较会躲事避免担责任的。

否则但凡稍微有担当，也都跟陈新甲一样被崇祯推去斩首背锅了。

所以崇祯让他们拿主意对抗鼠疫，这些人也只会拿祖宗之法搪。

好在明朝的人也已经有朴素的医学常识了，多多少少能认识到焚烧尸对阻断瘟毒的帮助。最终“祖制”、“孝”和抗毒三方权衡之，拿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

对于无人收敛的尸，可以由官府一脑儿统统烧了。明确是死于鼠疫的，没有功名的普通人，也睁一只闭一只执行。

但是对于官绅人家，五城兵司或者其他衙门也不到那么多，没那个能量，只能是睁一只闭一只了。

北京城里可是藏龙卧虎，还一堆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谁敢真的认真执法啊，差不多欺负欺负没背景的也就是了。

最后到了落实执行阶段，那些商人之家的鼠疫死者，也没有全被火葬焚烧，

那些经手的兵丁军官甚至到了这一刻还没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多贪一：如果有没背景的富家死者，明明度疑似鼠疫，但只要给足够的钱，就允许直接土葬，照不是鼠疫而死上报。

而那些明明不是死于鼠疫的没背景家，相关执法将士也会上门讹一笔，要求给钱才能当不是鼠疫正常土葬，否则只要没钱就一律要烧。充分把普通愚昧民众因为封建迷信愚孝想要土葬的最后一剩余价值榨。

崇祯倒是想对抗一鼠疫，最后结果却是让北京城愈发混，怨声载民不聊生。

只能说大明的统治层统治模式已经朽烂到了骨里，而潜规则也已经横行百年，任何权力一放，无论是往哪个方向改，都会被有司当成捞钱的工，反而一步扩大了人祸。

北京城的混，就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天，鼠疫反而越来越糟，达官贵人们也都有频频染，守城将士们也成批丧失战斗力。

而就在这个节骨上，时间来到十月上旬将尽，京城的朝廷，再次被一连串的兵败消息所震，一夜数惊——太原和商丘失守、贼杀河南地界山东的消息，总算传到了京城。

崇祯乍一听到时，简直是又惊又怒：“刘泽清这个废！他不是山东总兵么！贼到了山东，他不去兖州抗敌，自己缩在济宁，居然还好意思向朝廷报急！

看看人家周遇吉怎么的！好歹誓死不退死守宁武关！当初谁举荐刘泽清留任的！”

原来，崇祯之所以有此一怒，也是因为当初崇祯十十四年底、陈新甲接手兵时，就对一批地方总兵行过遴选，想沙汰一些不称职的武将。

这个山东刘泽清，当时有被陈新甲质疑过。

但没过几个月，赶上周延儒从常州老家被召回，再次担任吏尚书、阁首辅。

周延儒是走大运河一路收钱收过来的，路过山东临清时，他就收受了刘泽清四万两黄金，保他一直在山东镇守，也好继续卡着大运河，吃这沿途过往商旅的孝敬。

和平年代刘泽清这非前线防区的总兵渎职也没什么，周延儒可以安心受他的黄金孝敬。谁知现在刘泽清终于第一次需要跟闯贼主力大规模正面战斗了，他却直接认怂放闯贼过境，把篓大了。

而周延儒的一个心腹幕僚、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此前原本就因为贪赃被狱了，只是罪行没问清楚，还没置。

这次刘泽清纵贼，让崇祯病笃投医，终于又有周延儒的政敌来，说风闻刘泽清曾经送给周延儒黄金数万两以求保住职务。崇祯大怒之，终于对周延儒失去了信任。

周延儒拼命自辩以求保命，崇祯才没有立刻拿他开刀，只是说给他一个机会将功赎罪，让周延儒和张国维立刻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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