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上台之初，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远东外路线，并且在接来的十年里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叫——援华制日！

日本是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不假，但也是国在亚洲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对罗斯福来说，日本人的钱要赚，但中国人的忙也要帮，不能跟日本撕破脸，也不能让日本肆意大，更不能让中国彻底完。

有些史学家如此概括国的援华过程，即：义援华（1931年—1937年）、象征援华（1937年—1941年）和实质援华（1941年—1945年）。

当然，对于国何时开始实质援华，史学界也有三不同的观。

有些认为从1938年底的桐油借款就开始了，有些认为应该以1939年欧战爆发为标志，还有些认为时间应该在1940年（德意日正式签订同盟条约）。

特别是在苏联对中国行援助贷款以后，罗斯福倍外压力。他害怕继续拖延对中国的援助，会把常凯申推苏联的怀抱，这也是桐油借款得以签订的原因之一。

但不论国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质援华，在国民间，援华行动从淞沪会战结束就有了。

国民间援华的主力有两，一是学界力量，一是教会力量。

先来说学界，国许多文化人也是有正义的，比如已经了籍的因斯坦，就带在科学界掀起了援华运动。

还有些则属于明白人，看清了局势的真相，比如历史学家惠特尼·格里斯伍德和威廉约翰斯顿，以及中国专家弗雷达·阿特雷，就烈谴责国商人的对日贸易，认为这是在援助国在亚洲潜在的敌人。

而托斯·比森则指：“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到国在华利益，而国商人却在帮助日本建立他们的帝国。”

学术界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执行力却不足，他们多呼吁捐款，然后写文章骂几句而已，国的教会力量就要更得多。

国人民对中日战争的了解，最初并非来自记者，而是来自于传教士。

因为在30年代，被派往亚洲的国记者，大都是在国难以谋生的年轻人。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很多事难辨真伪，而且这些记者大分居住在日本。中日战争爆发后，少数居住在中国的记者也离开了，因此传回国的消息就更少。甚至，还有一些年轻记者被日本忽悠，或是被日本收买，竟然写文章帮日本人说话。

相对于驻华记者，国在华的传教士则非常多。当时国几乎所有社区，都有一座以上的教堂，而每一个教堂，又会资助一个或几个传教士在国外工作，这些传教士大分都被派去中国。

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每年都要向资助他们的教堂邮寄大量信件，从而使更多国民众了解中国状况。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是被传教士们传回国的。他们不但给教堂写信，还给家人和朋友写信，详细介绍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在一般况，对于战争暴行的报，会被视为有意识的敌对宣传。但鉴于传教士的特殊职务和作用，那些由传教士传播的信息则被看成是事实。

于是，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被传教士们发回国后，立即在一个又一个社区相传。而国教会也站来，烈谴责日本的反人类行为，并督促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日贸易。

加之日本飞机又轰炸了国军舰，引起国民众极大愤慨，多方面原因集合到一起，便生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

仅在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年，日本卖到国的商品年度总额，就由2亿4百万日元降至1亿5千万日元，跌幅达到了26。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并且况连年加剧，导致日本逐渐丧失国市场，日本财政也因此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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